从非典与武汉肺炎疫情看中国政府举国体制政治与全民科学运动的关系

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武汉肺炎疫情演变成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转变了此前消极被动甚至瞒报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积极投入抗疫战争,整个国家进入最大的动员状态。

不过,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

 

一端是冷嘲热讽者,骂爹骂娘者,人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抨击一下体制,把各种怨言都发泄在体制上,好像如果换一个体制就不会有病毒了,不会有疫情扩散了。

 

另一端则是歌颂者,歌颂体制的伟大,好像只有这样一个举国体制才有能力遏止如此规模的疫情。

 

 

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疫情,不同观点表达全然不同的感觉,或恐惧,或绝望,或愤怒,或同情,或祈祷。

尽管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感觉既不可避免,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质疑体制者还是歌颂体制者,人们所缺少的就是科学。

 

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即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

 

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

 

与其他体制相比,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

 

 

"非典"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

 

不过,尽管"非典"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

强大体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促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只相信政府,相信领导人,相信官方媒体,而不相信科学。很多人觉得政治和领导人无所不能,只要有权力,什么灾难都可以应付。实际上并非如此。没有一个体制是无懈可击的,最强大的体制也有其弱点。"非典"期间,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级,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因此,隐瞒消息,松懈懒政,好像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等到疫情扩散,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地方才有了动力。
面对公众质疑信息披露不及时,武汉市市长表示,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一旦动员,地方又开始竞争,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快,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以控制疫情,人们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愤怒。一般人恨不得对那些被视为应当负责的地方官员和那些超级病毒传染者“千刀万剐”,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除了发泄情绪,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政府和疫情已经进入一个几乎难以避开的恶性循环。人们相信权力,但权力并非万能;一旦权力不能作为,人们转而痛恨权力。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多少?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例如吃野味,人们普遍认为,“非典”是吃野味造成的。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认为是吃野味造成的。为什么不能改变吃野味的习惯?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尽管一些人认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野味的是被视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层。

大城市的有产有钱一族,才是野味消费的主力军

再如面对疫情,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不仅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尽管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总是持批评态度,但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疫情恶化,很多人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走亲访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至于是否会感染病毒,则以“运气”来解释。数不清的谣言更是满天飞,自媒体凭自己丰富的想象“报道”疫情的发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吃什么就可以遏制病毒的消息更多。疫情更成为一些商家推销商品或哄抬紧缺物质价格的机会。各种愚昧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纪初人们所具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局面依然存在。一句话,人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从来就没有自我反思和进步。

如此看来,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次疫情后人们会自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人是没有任何记忆能力的。今天发生的事,也曾经在“非典”期间出现过。“非典”一过,人们竟然很快把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忘记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记忆,疫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凶了。

政治启蒙过度 科学启蒙不足

这说明人们的行为还没有从愚昧状态走出来。这是缺少科学启蒙的结果。没有一个民族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产物,科学的行为是科学启蒙的产物。以西方的例子来说,人们经历了早期的文艺复兴,开始从宗教愚昧状态走出来,走向科学、理性和进步。科学向人们展示,任何事物总有起源,有发展过程;任何问题有其产生的根源,也有解决方案。后来西方又发生了启蒙运动,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就公共卫生来说,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而非文化启蒙运动,这不可避免。在西方列强面前,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救国自然成为政治主题。政治成为主题既有其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势。政治的优势在于组织,在于政治意识。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拯救国家,中国成功了。因为成功,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不重视科学。相反,“科学至上”成为国家发展的原则。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上升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现实就是现实,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

“人们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学”,指的是科学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用科学来作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如果与中国的邻居日本比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人民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日本是科技强国的典型例子,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先向西方学习,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很快就促使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科学也影响日本社会的重组,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日本社会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体制来说,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政府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在制度层面给社会足够的自治空间。人们看到,在危机面前,日本人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自主地组织起来自救,或互相救助。就公共卫生来说,日本人的公共卫生意识不言自明,为世界的典范。

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也就是说,启蒙要从政治做起,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组织科学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尤其在当代世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

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过,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因为经验显示,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包括类似“非典”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不过,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很显然,要做这种转型,前提就是科学。只有尊重科学逻辑,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

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对社会负责。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像“非典”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其次,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再次,一旦危机发生了,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自己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点政治,多点科学”。知识分子无论左右,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很多事物例如“非典”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与政治毫不相关。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

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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