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管轶教授正名

最重要一点,管轶自己说出来了:

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不能破案。

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

管轶真正想批评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锁海鲜市场前,疾控中心人员为什么没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动物样本?

换言之,无论管轶还是地方机构,手上都没有动物样本了,只能推测是某些蝙蝠,比如中华菊头蝠。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证实了管轶的言论:因为市场很快就关了,又没有监控,我们并没有找到具体是哪个野生动物,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时间就是生命,拖得越久,对疫情防控就越不利,我们甚至都不确定还有没有其它动物携带了这种病毒。

如果我们像非典那样,确定了直接传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后迅速隔绝和扑杀,就能防止二次传播的危险,否则传染源会一直存在。

所以,管轶作为微生物学专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去武汉,但采集不到任何动物样本,只能无功而返,然后自嘲一句「逃兵」,就被人上纲上线攻击了。

对管轶来说,他的任务是在疫情发生时,去寻找病毒样本,然后拿回实验室,弄清楚病毒特征,找到能治本的方法。

管轶不是医生,和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不同,留在疫情区没有任何帮助,实验室才是他的前线和战场。

他明知道继续呆下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为何不先撤退,回到科研机构里帮点忙,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或者说,管轶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感动到你们?

一群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是希望管轶能一直留在武汉?哪怕没有权限,也要继续追查没有方向的动物样本?是一定要不幸染上冠状病毒,才是他们认为的科研大无畏牺牲?

 

结局一定会有献花和掌声。

但真的很可怕。

三、管轶推测10倍起跳,是不是煽动恐慌?

现在看来肯定不是,哪怕将这段话放在1月23日,也同样不是。

互联网都有记忆,只是很容易遗忘。

很多人已经忘了,那时候,是怎样的一片岁月静好。

1月20日晚,哪怕钟南山已经说了「人传人」,但请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还劝不动自己的家人亲戚,推不掉各种走家串户和请客吃饭,还被人嘲笑是小题大做?

是不是还有许多没戴口罩的人到处跑,在密不通风的菜市场购置年货,或者去旅游度假,在1月25日坐上了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是不是一直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宣传年轻人和儿童不易感染,甚至在21日晚举办了一场春节团拜会,演员们感冒鼻塞,仍不忘带病完美演出?

管轶在1月22日过机场安检时,看到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只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她戴,而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1月23日晚,高福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了: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第一看到武汉普通民众戴口罩的很少,第二我也看到一些同志们,搞各种各样的大型聚会,这都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然后不管是火车还是飞机厂,还会看到好多人集结。

嗯,那段时间,如果你戴口罩,可能还会被扣上恨国的标签:「为什么不去移民?」

所以,到底是「恐慌」的人多一点,还是觉得「小题大做」的人多一点?

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重视疫情,老实呆在家里,出门戴口罩,疫情恐怕不会如此严重,更不需要管轶去「制造恐慌」了。

那些喊着「恐慌」、「军心」和「士气」的人,都是不把疫情当一回事的人,或者把维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喊着不屈小节,不在意伤亡,估计他们也是最后一批不情不愿戴上口罩的人。

所以,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政府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对敢于直言的管轶大声呵斥?

我想不明白。

李文亮很早就在吹哨了,他算不算祸乱军心?

或者说,「防止恐慌」和「保住更多人的生命」,究竟哪个更重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月23日凌晨,管轶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注意眼睛防护,要防止粪口传播,要注意气溶胶传播,提醒儿童与年轻人同样容易感染:

管轶亲自去武汉调研,然后得出一个悲观结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负责。

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而不是隐瞒。

如果他说的话不符合自己意思,就开始公开批斗,之后没有谁敢真正发声。

回看这次疫情,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像钟南山、管轶和李文亮等人发声,病毒的蔓延速度会不会有效遏制?

正如财新记者王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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