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新社段战江:迄今为止关于本次战“疫”最深入的思考和建议


十、全面改造宣传引导机制。由武汉疫情引发的舆论风暴,烈度之强,范围之广,触动之深或将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大事件。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主官遭受网上口水冲击,举世罕见,特别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感染去逝引发的新一轮舆论风暴和情绪抗议,屡次突破互联网传播峰值。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1986-2020)

宣传部门承受着前所未有之压力,他们沮丧地发现:以往公安约谈、官媒辟谣、文章封杀、平台查禁等以堵为主的强势管控手段,统统失效;而为舒缓舆论压力,又采用新闻发布会直播、媒体团一线督查、省长市长道歉、官员问责查办、官网向逝者致敬等“疏”的手法,降压效果也不明显。 究其原因,“堵”得不得人心,“疏”得很不走心都是问题表象,要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引导困境,恐怕需要一些直击民心的大招,尽快打开民意的降压阀。具体建议如下:1.允许批评。与其让网友失控责骂造成不健康的舆论压力,真不如官媒主动释压,正确引导舆论走向。譬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恢复刊登针贬时弊的“讽刺与幽默”文章或漫画,且强制保持一定版面比例的批评作品或反思文章;中央电视台继续开设类似“实话实说”讲真话、说实话的批评栏目;譬如允许有几个硬骨头或刺儿头的独立媒体存在;允许并保护一批有思想、有操守的独立调查记者存在;譬如尊重电影导演、小众音乐家、艺术家的自由创作,不要随意干涉艺术创作;譬如允许科研团体、学术组织实行有限自治和适度自我管理,靠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束约和自我净化来让知识分子群体找回体面和尊严。总之,就是理解,尊重并主动为各个阶层的公民提供情绪疏导的公共发泄口。我们受过十年只准说假大空套话、不让说真话、实话的憋屈日子,大家在骨子里警惕并反感这个。年轻一代可能更反感,他们也更有反叛精神。2.放开讨论。中国当下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一些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研、医疗)和国运走向(学术自治、体制改革、中医存废)的重大国策,都应该允许被讨论。当然,具体政策建议或法规层面的细枝末节,也更有讨论价值,而要引导正确方向,提升讨论质量,杜绝胡乱吵架,就必须设计合理的讨论机制和精细的方法手段。譬如当下民众对信息的获取,高度依赖网络,那就不妨顺势在网络上设立线上两会,大胆实践一下线上民主,投票选举线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由他们代表各地、各行、各界网民向政府递交提案。民间有智慧,网上存真理,十四亿人的中国,再多出几千人的人民代表在线上议政,又不用多花纳税人的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开会,既是合情合理的民心工程,也是合规合算的制度创新。3.科学宣导。在我们这个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仅有8.47%(2018年中国科协调查数据)的国度,宣传不但是一个技术活,也应该是一个艺术活。在公民科学素质比例方面,与美国28%(2018),加拿大 42%(2014年),瑞典35%(2005年)的数据相比,我们差距甚远。疫情期间报道的各地奇葩传染事件,或故意乱吐口水,或感染了还开出租车接客,或感染后还四处走亲访友,喝酒划拳.....已充分说明科盲的无知和可怕。面对“十个就有九个是科盲”的宣传受众现状,我们最应该采取“弹钢琴”的手法,探索并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譬如在农村或城市老社区,拉条幅、说狠话可能效果不错;对于年轻的受众,或用漫画传单、科普小视频效果更佳。为使宣传和推广效果最大化,我们还要学会善用流量明星和娱乐偶像的传播力量。譬如可聘请肖战、易烊千玺、岳云鹏、杨紫等公共形象良好的艺人担任公共卫生形象大使,请他们拍些科普短片,示范如何正确使用口罩或如何正确洗手,其推广的效果要远比请钟南山院士亲自示范会更好。还有一些不良的宣传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懒汉思想,无论什么事都要找钟南山采访,一句话就能采写一篇新闻;一种是新闻投机,譬如报道上海药物所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记者稍有医学常识或科学素养,就不应该相信,甚至连基本的新闻操守都没有,也不交叉采访论证就喜滋滋发布,这样的记者不是蠢就是坏;一种是刻意引导,譬如许多记者总爱人为制造乐观,不是疫情拐点就是新药见效,害得专家们还要接受二次采访,或直接线上推文,四处辟谣。 这些媒体乱象不但说明宣传部门以往依赖的舆论引领人——传统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十分堪忧,而且也显示出传统媒体领域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那么,如何改造好传统官办媒体,又应该如何团结好、利用好丁香医生、果壳网等活跃且专业的民间知识科普平台和新媒体公益力量,则是宣传主管部门要认真思考的又一重大改革课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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