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方方,是一种惊人的寡廉鲜耻,反对者们无非是要求湖北人死得好看,死得坦荡!

昨天有读者要我谈一谈方方和她的日记,其实一直以来也想同大家谈一谈,然而精力有限,事情又没有尘埃落定,只好搁置。

如今日记已经完结,我也终于下定决心来为中国当代文坛日暮西山之时,还能做出的一点影响,写一点点东西。

在方方之前,中国的体制作家们,也就是作家协会的成员们,已经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方方面相很善

但骨里很有湖北人的风气

拿了雨果奖的大刘和拿了诺贝尔奖的莫言,其实都是作协作家,但是他们用不着用一个作协的身份,自己就有足够的知名度,足够在社会上行走。

各地作协剩下的作家基本处于小圈子自娱自乐,没有什么影响力和话语权,写的东西没人看,作协基本成为了一个唬人的名堂。

不客气的说,传统文学是衰微的,特别是体制内的文人地位大不如前,某地作协会长,可能这段时间还没有我的阅读量多。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新媒体成为了风口上的猪,夺去了人们在过去一个年代里面对于作家和文学的集体凝视。

宋丹丹很想念赵忠祥

我很想念王小波

也很想念七八十年代

风口终于吹到了方方的身上,老炮作家和新媒体两相结合,威力无穷。

暂且不论内容如何,作协的功底还是值得肯定的,情绪的调动和文字的功力,仿佛让我在2月的武汉,打寒战,彻骨冰凉。

当然,人红是非多。60篇封城日记,让方方成为了一个标签和符号。爱她的人爱到不行,恨她的人恨之入骨。

说句题外话,其实我还挺庆幸我没有走红,倘若走红,也一定有人用我的旗号在网上相互攻伐,这无疑是把人架在火上烤。

作协在很多时候只是开会的工具

也难怪我们会淡化它

反对她的人说,她的消息未经查实,多数属于身边事件,如此怎么能够随便发出来?

不错,我也反对方方传递不实消息,方方也的确弄错了不少东西,比如她说护士猝死,实际还在抢救,这确实不实。

然而这样的反对显然缺乏点常识,职业记者和机构媒体们的采访,也是一种听说。假如不允许采信当事者,所有的新闻和报道,全都失去了信息来源。

文字工作者们显然无法做到100%的真实,无论是口述的采访和方方的日记,都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记录。

当时我们都生活在朝令夕改的迷惑与困惑当中,我挺纳闷儿,奢求一个老太太做到100%的真实,怎么不安排她去国家档案馆写史书呢?

倘若对于一个人的写作,对于其在公共视野里的话语,不论其影响力大小,要求绝对真实,要求像论文一样严丝合缝。只能造成一种结果,剥夺所有人的话语权,只留下一种声音。

苛求绝对真实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是吗?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方方的反对者鲜见有湖北人和武汉人。

因为方方本质上,是湖北人的传声筒,她的状态就是大多数湖北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在狭小的房间里不能出门,继而听说某某家庭如何死人,听说某某地如何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邻居和亲朋也可能感染,一床难求。

 

湖北人就是中国人和冰冷的死亡之间那道帘子。反对者们也是湖北封锁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从湖北的牺牲中得利,避免了自己和死亡的短兵相接。

 

但是很显然利己主义者们不愿意听湖北人的抱怨。他们着看不见死亡和牺牲,觉得哭声刺耳,居然要反过来诘问,湖北人的苦难是不是真实,无非是自己站在干岸上站着说话不腰疼。

汉口殡仪馆

领取骨灰的长队

湖北人就生活在这种恐惧里

亲爱的读者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向普通人投入更多的关心,卖热干面的小贩,办公室的职员,也应该关心湖北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自己也只是普通人。

有的人生活在想象的胜利里面,以一种阿谀谄媚的态度拥抱触手可及的廉价胜利和他人牺牲,并引以为自身之荣耀,假模假式挤出几滴自以为高尚的热泪,从而有权在别人的尸体上分出一份蛋糕。

缺乏个人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者,往往倾向于集体自豪。如果并非如此,他也就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无数百万人所共有的东西为荣了。

这就造成,热衷于高喊口号,为自己增光添彩,而丝毫不为牺牲者感到共情,甚至拒绝睁开眼睛,看到那些为他牺牲的人,这种疯狂毫无疑问是可怖的。

我自认是主席的战士

但我不同意搞忠字舞

疫情以来是我一年当中写字最多的时期,赋闲在家,每日写点东西权当解闷,仅仅有几天空缺。

这也算是我的日记,每天我们都看见什么,每天我们都经历什么,每天都在思考什么。确实不够正能量,但是能量真的有所谓正负之分吗?

应该每天都挑高大全,写正能量,跳忠字舞,提振信心,搞所谓的团结吗?

新华社的廖君女士倒是足够正能量,8人造谣的新闻是她发的,未见明显人传人,自我麻醉画饼充饥,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

调查结果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训诫一下廖女士?

不要总是站在道德的山顶上,站在上帝视角,站在完美无缺者的角度讲话,高地上风多大呀,别闪了舌头。

方方是武汉的记录者,并不全面,也不完全真实,这个记录者也不完美,利用社会关系搞过小特权。但解决办法是让所有人都站出来,都记录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打倒一个记录者。

更紧要的问题是,谁让记录者变得难能可贵,让记录的话语稀缺,让武汉这个惨烈的共同记忆的记录,成为高歌胜利的边缘,凤毛麟角的配色?

 

选择站在苦难的一方承受灾难的一方,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相反,高歌胜利加入一场声势浩大的合唱,可能更符合部分人心理诉求。

写的压抑,令人扫兴,惊扰了自己心目当中想象的胜利形象,耽误了自己想象当中的胜利,恐怕才是反对的理由。

可以喜欢听赞歌,但听赞歌的时候,要允许为胜利的牺牲者哭一哭,掉些眼泪。在氛围紧张,空间狭窄的今天,无疑应该保有掉眼泪的自由。

已阅

狗屁不通

还有一种反对者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说团结力最要紧,方方的记录是动摇军心。

我接触了很多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当他们在急诊一线,因为患者堆积,同事大量感染而崩溃,而痛苦,而辗转无法入睡的时候,可没见有人为他们加油鼓气,为他们鼓舞军心。

局外人显然偏好正能量戏份,然而在武汉这座封锁的孤城当中,什么声音更能够代表他们,则不是这种看客所关心的事情。

住不到床位鸣锣救母,疑似得不到确诊大量求助,丈夫自杀保全妻女,这些都是在武汉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某人在武汉每天面对这些事实,尚还保持满身正能量,其实是一种情感能力的缺失。

远在千里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用些团结,稳定之类的漂亮话来捂住别人的嘴巴,用冷彻的实用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来装点自己,作壁上观。

扁担山墓地的新坟

人应该对此感到共情

有些人认为作家只会空谈,起不到真正对于疫情的治疗效果,这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泛滥。无论是治疗疫情,还是通过文字来表现武汉的灾难都是对于受害者的一种拯救。

生理的疾病需要医生治疗,心理的情感诉求也同样需要作家的笔来表示慰藉。

 

如果只能表达乐观的声音,社会就是危险的,可防可控人不传人,这些乐观又正面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回报是什么,我相信大家没有忘记。

 

批评方方不够真实,当然可以,但是打倒方方,越等于是捂住湖北人的嘴巴。我们因湖北的牺牲而保全,怎么能慷他人之慨,要求灾难中心的牺牲者们,不许掉一滴眼泪?

反对者们无非是要求湖北人挺胸抬头,精神昂扬斗志百倍迎接死亡;是要求湖北人死的好看,死的坦荡;是要求湖北人死出风格,死出水准。

 

总之,是嫌别人死得不体面,给自己丢人,这是一种惊人的寡廉鲜耻。

文: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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