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关于(3-4)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三、关于医生朋友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我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重点是: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重点是: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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