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根本矛盾正是世界帝国内在矛盾的最新表征。世界帝国几经迭代，至今仍未摆脱“霸道”的支配。过去是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帝国，即所谓“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彼时的美国，还曾扮演挑战旧秩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推动建立全球民主治理体系；今天则是美国霸权统治之下的全球秩序，即一个美国版的世界帝国，也有人将其称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与殖民帝国不同，美国版世界帝国虽然还是以军事暴力为基础，却放弃了领土扩张、殖民统治等有形的帝国模式，而是创造出并且主要依赖于一系列无形的帝国技艺——如前所述的经济、政治、文化多重体系——来控制整个秩序的运转，从而维护“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系”。它也不再诉诸殖民掠夺，而是一方面依靠“国家和帝国政治”的混合模式，运用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权力和利益目标；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实践、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来灵活运作经济权力，完成“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从而取得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哈维看来，这种隐蔽的利益攫取或资本积累机制，是一种极不对称也不均衡的交换关系，本质上是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增强少数特定国家的财富和幸福。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那么，在后冷战时代，随着美国成为单极霸权并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世界再次进入一种具有垄断性的国际专制秩序，人们也见证了美国从“解放者”成为“霸凌者”的蜕变过程：美国不仅绕过联合国体系，通过军事手段和“混合战争”排除异己，而且以普世文明之名输出美国模式，在世界各地引发冲突和混乱，从而坐收渔利；为了摆脱其国内危机，美国一次次“公器私用”，将全球化建立起来的世界经贸体系、创新体系、法律体系，等等，异化为对其他国家开展经济战和科技战，进而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的工具。这种权力任性，是技术化与动物化的欲望逻辑的极致表现，不仅与世界多极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也超出美国国际信用的底线和自身国力的极限，必然激起从世界范围到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抗力量。这是今日美国面临的根本矛盾，也是当前世界秩序陷入动荡的根本原因。
为了维持霸权既得利益，美国版的世界帝国正变成一种封闭体系、失衡体系和错位体系，在野蛮化中逐渐走向全人类福祉的反面。
其一，人类历史的大势是走向全球开放、互利合作，但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是一个阵营化的封闭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个封闭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中心化的强支配、高汲取系统，规则由体系主导者来定，超额利润也多由主导者占取，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整个体系发展以及各国在体系内发展的有限性。例如，美国基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掌控，通过一系列法律将“经济制裁”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中世纪教皇开除教籍的法律权力。任何国家一旦被美国制裁、封锁和孤立，就意味着被开除“球籍”，它们要么选择对美国俯首称臣，要么被排斥在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之外。
其二，现代国际法确立了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本原则，但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是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少数国家占据中心位置的失衡体系。从客观规律来说，世界发展格局会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出现“风水轮流转”的局面，从而改变“中心—边缘”结构，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然而，美国基于其世界帝国的中心地位，运用各种力量来捍卫从中心到边缘的等级支配结构，并通过规则制定权，试图将这种结构固定化乃至永久化，从而获得金融垄断和经济霸权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及制度性安排，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障碍。例如，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给更多人带来福利增长，却与美国基于技术垄断的既得利益产生重大矛盾。为此，美国利用世界帝国的手段机制，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混合战争”，围堵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实际上是打压中国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总体福利。
其三，处于全球高风险时代的人类尤其需要患难与共，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然而，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却出现了权力和责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明显错位。一方面，美国掌握着世界帝国的主导权，享受着这种主导权的利益，却越来越不肯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反而处处强调美国优先（白人优先），把因世界金融危机、国际治理困境、疫情危机等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区域性文明的复兴，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使全球经济基础发生剧烈变化，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元性日益显现。这意味着美国基于“历史终结”而推崇的普世文明，以及由此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都需要作出调整，以促进新的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然而，美国抱守区分敌我的固有思维，基于文明冲突论和种族优先论，不惜选择打压和围堵的方式，鼓动结盟化、阵营化的对抗，制造出一个“起火的世界”。随着三重变异的加深，霸道的世界帝国与全人类的利益渐行渐远，势必招致普遍的不满，从而陷入反抗、镇压与失道的泥潭。
随着美国的帝国化，跨国资本与美国国家力量相结合所形成的霸权利益，与美国作为政治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冲突越来越难以协调，其结果是美国的自我消耗。因为世界帝国的霸权利益在全世界，但主要依靠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家能力来支撑，这意味着，权力的任性，实际上是以裹挟美国自身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美国的利益一旦全球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自然要成为资本全球链条的一环，美国不仅要享受其中的红利，也要把自己交出去，承受资本全球逐利所带来的一部分政治经济代价。
然而，这种红利与代价的分配在美国内部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作为世界帝国的中心，美国本身就是一座欲望之都，围绕欲望和实力而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已高度板结化，呈现为“一条从上到下永无休止的势利链条”。
长期以来，由华尔街金融资本、军工资本、大宗商品资本、科技资本等组成的垄断财阀与美国政治权贵结盟，并在议员、执法机关、司法机构、情报机构、律师、企业高管、基金会、媒体等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配合下操控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成为美国内部一股不受约束的力量。这一上层阶级实际上也是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吞食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带来的红利，动用世界帝国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资本的全球垄断利益，实现“赢者通吃”，却带来三个后果：
其一，从长时段看，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资本全球利益，围绕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金融优先、资本集中、产业转移、对外滥用武力等一系列操作，消耗了美国自身发展的基础。
其二，美国的广大中下层人民特别是白人劳工群体承担了美国被消耗的代价。他们起初是全球化物质丰裕的受益者，但在繁华盛世中养尊处优，逐渐丧失竞争力，变成被社会性否定的美国“后排人”。随着美国资本向外寻找低成本洼地，他们事实上被抛弃，成为拉里·M.巴特尔斯笔下“不平等的民主”的牺牲品。而外来移民的大量拥入，更是加剧美国内部的族群冲突。被身份政治割裂的底层人民，从相似阶级分化为一个个群落，他们在“文化战争”中相互消耗，社会矛盾不断淤积。
其三，与美国对外行动的果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内事不决。在上层阶级内部，打着高尚道德主义的政治势利之风盛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利用美国政治体制开展博弈，在美国内政事务中频频上演“否决政治”，形成了“不解决问题”的精英戏法，使得美国许多深层问题久拖不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出现了“下层民众造反的时代”，从白人劳工阶层选择另类资本家特朗普，到特朗普挑战美国精英建制派，再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攻占国会山”事件，这些内部反制性力量的喷涌而出，暴露了世界帝国的统治阶级与美国下层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