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逸飞丨国共大转折:1947年孟良崮战役

1947年5月中旬,国共双方在鲁中展开大战,素有“王牌师”美誉的国军精锐——张灵甫所率之整编74师在进攻中途突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优势兵力反击,被团团包围于孟良崮山头之上,经三日苦战,最终全军覆没。这场惊心动魄而影响深远的战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电影《南征北战》以及吴强的小说《红日》的流行而渐渐变得家喻户晓。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这段往事,我们不禁要问,孟良崮战役爆发的背景到底如何,而74师被歼的责任又该由谁负呢?

国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

一、从“鲁南会战”到“鲁中攻势”:1947年的山东战场

自1946年战争爆发,国民党军倚仗其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展开全面进攻,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然而也付出了极大的损失:至1947年初,已有 66个正规旅(师)被歼,连同非正规部队合计损失兵力71万余人;而为了能迅速了结战事,蒋介石几乎抽调了全部的战略预备队,虽然使国军的总兵力勉强增加至219个旅,可是由于其每占一处,便要分兵把守,战线愈拉愈长,备多力分,兵力不敷使用的问题日益严重,此时国民党军可立即投入一线作战的机动兵力已从开战前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不计代价的“全面进攻”已然难以为继。为此,自1947年3月起,国民党统帅部开始有计划地调整战略部署,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蒋介石挑选了两个与解放军展开主力决战的区域,一个是延安,一个是山东,前者为当时中共的行政中心与指挥中枢所在地,后者则因靠近国民党统治核心区的长江下游地带而尤为蒋的“心腹大患”,蒋介石表示:“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实际上自开战以来,国军一直维持着在江淮、山东战场上的高压态势,并力图寻找机会彻底歼灭由陈毅、粟裕率领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蒋介石最初的设想是通过调集重兵,自外线分割包围华野。

1947年1月下旬,由参谋总长陈诚亲自飞赴徐州坐镇指挥,国军展开“鲁南会战”计划:在南线,由欧震指挥第11、25、59、64、65、74、83七个整编师共20个旅,组成南线突击集团,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展开,兵分三路,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与此同时,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12、46、73三个军共9个师,由胶济路明水、张店一线南下,进攻华野后方的莱芜、新泰和蒙阴地区。南北两大兵团遥相呼应,形成夹击态势。

1月31日,国军各部展开行动。陈诚对此次“鲁南会战”极为自信,认为:“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战事的发展似乎也在印证着他的期望,2月15日,国军南线兵团中路李天霞整编83师与张灵甫整编74师顺利攻占了临沂,会战的胜利仿佛已指日可待了,陈诚迭电第二绥靖区长官王耀武,要求其立刻派李仙洲出兵南下增援,尽管王耀武满腹狐疑,深感国军在南线的进展有些顺利得太过不可思议,但抵不住蒋介石与陈诚的连番催促,2月17日,李仙洲兵团所辖三个军经吐丝口镇,采笔直路线,大大咧咧地向新泰、蒙阴地区攻击前进。

正在此时,战局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王耀武先前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了,国军在南线的所谓“大捷”实际上是华野主力主动放弃临沂的结果,解放军已秘密向北运动寻觅战机,而孤军深入的李仙洲兵团无疑成了最好的歼灭对象。

21日,解放军包围了国军的粮弹储备基地吐丝口镇,切断了李仙洲兵团北撤的通道。李仙洲急令73及46军向莱芜撤退,以期固守,然而由于兵团携带的粮食弹药已经大量损耗,又失去了来自吐丝口镇的补给支援,继续困守莱芜只能是坐以待毙。23日,王耀武电令李仙洲立刻突围,下午1时,当人马杂沓的突围部队刚离开莱芜城,当即陷入解放军事先布置好的伏击阵地里,解放军以五比一的人数优势,将李仙洲所部五万人,团团包围在一个南北长二十里、东西宽四至五里的狭长地带上,至下午5时,战斗结束,突围部队几乎全数被歼,李仙洲与73军军长韩浚双双被俘。

莱芜战役略图,国军白色箭头、解放军黑色箭头

莱芜战役的惨败震惊了国民党当局,“鲁南会战”外线合围的计划至此彻底破产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因之胶济路又不能不缩短战线,只守据点矣。”山东战场作为国共内战的主战场,国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本占有绝对优势,却一再遭受失败,这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谓不重。蒋介石认为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下属无能,不听从其战前部署。2月25日,他亲自飞赴济南,召集王耀武、丁治磐、夏楚中等一干高级将领,检讨战役得失。蒋介石表示:“此次吐丝口之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这不能怪我们下级官兵没有战斗的能力,而完全是由于高级指挥官的指挥错误!指挥官如果稍有军事的常识、稍能运用脑筋,决不致遭遇如此全盘的失败!”

蒋介石矢口否认了有关其热衷于“越级指挥”导致战役失利的说法,反而责备下属对他的服从不够:“……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以不必重视他……这就表明了你们骄矜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

于是,为了保证在后续的战役中,自己的意图能得到指挥官不折不扣的贯彻与执行,蒋介石作了一番人事调整。3月3日,他裁撤了薛岳指挥的徐州绥靖公署,重新设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坐镇,统一调度山东战场上的国军。顾祝同虽非什么能征惯战的将才,但对蒋却是一向忠心耿耿、惟命是从,他走马上任以后,便立刻秉承蒋“重点进攻”的指示,拟定出一个全新的“鲁中攻势”计划,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东野战军。

二、国军之部署与战场初期形势

顾祝同的作战方案可以被视为陈诚“鲁南会战”的一个加强版本,他舍弃了南北会攻沂蒙山区的计划,而是着力强化南线的兵力。随着原先在冀鲁豫战场作战的王敬久集团调入山东战场,此次用于发起鲁中攻势的国军部队达到空前规模的三个兵团(汤恩伯第一兵团、王敬久第二兵团及欧震第三兵团)、两个绥靖区(第二绥靖区王耀武、第三绥靖区冯治安)、24个整编师、60个旅,总计45万5千人。国军将自西侧与南侧发起进攻,一、三兵团先行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二兵团则打通兖州至济南段之津浦路,此后三大兵团再集中向鲁中挺进,目标是压迫解放军华野主力至蒙山、沂山地区决战,或将其全部驱赶至黄河以北。1947年3月下旬,莱芜战后沉寂了一个多月的山东战场再次喧嚣起来,国军各兵团相继出动,蒋介石对战局进展极为关注,频频向顾祝同、汤恩伯等人下达指令。3月28日,第二兵团攻占肥城,31日,再占泰安,津浦路兖州至济南段贯通。国军在此次作战中,吸取了前几次作战失利的教训,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各部队行军都十分谨慎,试图避免制造出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机会。

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

国军的上述新战法给华东野战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陈毅、粟裕选择“持重待机”,自4月上旬起,华野部队开始实施大范围机动,忽南忽北,忽西忽东,力图在调动国军中寻找战机。然而,国军各部一旦遭遇解放军便立即开始收缩自保,没有被调动起来,甚至当比邻友军陷于危难时也不愿施以援手。4月23日,解放军突袭由整编72师(由川军改编而来,战斗力薄弱)守卫的泰安城,可是邻近72师的整编75、85师都选择按兵不动,坐视72师两万余人被歼灭。

华野在整个4月份的“耍龙灯”,虽然没有能够实现歼灭国军主攻部队的目的,但也同样没有给予国军以发起“决战”的任何可能。最重要的是,华野飘忽不测的机动战术令蒋介石根本无法判定其主力的具体位置,4月29日,在闻报泰安遇袭之后,他认为解放军应该尚在莱芜以西地区活动,于是立刻电令顾祝同派出有力部队前往该区域“进剿”。

岂料,两天之后,蒋又接报南线国军“在青驼寺与蒙阴附近之部队,突被‘共军’猛袭。以致前方部队不得不抽回兜击”(《事略稿本》1947年5月1日),可见华野主力已然再度回到沂蒙山区腹地了。

鲁中作战过去了一个多月,国军却迟迟无法达成其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一直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情形着实令人沮丧。5月3日,蒋介石飞抵徐州巡视,顾祝同报告称:“前方将领大都神靡气衰,惧敌畏战,而以虚与委蛇,各图自保为能事,以致屡失战机,处处被动,使全线进展延缓,形成呆滞状态。”(《事略稿本》1947年5月3日)

蒋介石闻之十分愤慨,他认为国军当前这种逡巡不进的状态必须有所改变,他开始着手研究新的作战方案:“我军今日之态势与对策……四、向各主要目标,分期更番挺进;五、多备运输车辆,使各主力部队能协同互助,随时形成优势兵力,以打击其主力;六、专对‘共军’之主力进击,不为其后方游击队所牵制……”(《事略稿本》1947年5月8日)显然,蒋的用意在于摆脱被解放军牵制的局面,大幅加快国军向鲁中山区的进攻速度,以期尽早结束战事。

在一切考虑成熟之后,5月11日,蒋介石向顾祝同下达新的作战指令,汤恩伯第一兵团(辖整编74、25、83、28、57、65、48师及第7军)进占莒县、沂水,并以有力一部攻占坦埠(华野指挥部所在地);欧震第三兵团(整编9、11、64、20、84师)扫荡新泰、蒙阴地区,并进占南麻;王敬久第二兵团(辖第5军、整编75、85师)反攻泰安,并进占博山、淄川,其余部队则配合三个兵团行动。

孟良崮战役前夕,蒋介石向顾祝同下达新的作战指令

新的作战计划要求国军放弃先前“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转而发起全线出击,解放军等待多日的战机似乎出现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三、孟良崮:整编74师的被围与覆灭

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前国共两军态势

汤恩伯在接获北进的作战指令后,当即作出部署:以张灵甫整编74师、黄百韬整编25师为先头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孟良崮、桃墟等要点外,限于12日前攻占坦埠。张灵甫74师担任主攻任务,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渡汶河向坦埠以南杨家寨、孤山华野9纵阵地发起进攻。

整编74师是国军中赫赫有名的劲旅,其前身为1937年9月1日,于浙江组建的第74军,由王耀武51师与俞济时58师合编而成。74军成立之后立刻参与了当年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付出巨大伤亡,此后经过整补,再度投入1941年的上高会战,屡挫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74军素以其军容整肃、士气高昂、战力坚强,广受外界好评,在之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以及湘西会战中都有上乘的表现。

抗战胜利后,74军成为首批空运南京受降的部队,并担任南京守备任务,有“御林军”之称。1946年3月,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辖51、57、58三个旅,共三万人,全副美械装备,拥有各式型号的重武器,成为了国军中屈指可数的战斗力极强的精锐之师,被认为是“主力中的主力”,国军将领李延年曾称:“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国!”

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亦非等闲之辈。张灵甫,名钟麟,字灵甫,陕西西安人。192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却选择投笔从戎,前往黄埔军校,1926年于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张灵甫声名鹊起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时任74军51师153旅旅长的张灵甫参加万家岭战役,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军进行反击,由于张古山地势险要,张力排众议,决定亲率一支突击队,绕至张古山背后展开偷袭,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此役张灵甫身先士卒,与日寇鏖战五昼夜,身中七块弹片,依然不下火线,最终国军获得“德安大捷”,张灵甫也因其战功而名震天下。

1941年,张灵甫在率部参与上高会战时,右腿被炸成重伤,蒋介石亲自派飞机安排其赴香港治疗伤腿,然而张灵甫在手术结束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便执意归队,导致其右腿留下终身残疾,人送外号“跛腿将军”,但张灵甫却豪迈地表示:“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

蒋介石对张灵甫这员爱将青睐有加,称其为“模范军人”,一意拔擢,从旅长一路提升至军长,1946年6月张以整编74师师长的身份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风头一时无两。国共内战爆发后,张灵甫率部开赴苏北战场,多次担负主攻任务,在攻打涟水、淮阴等战役中,都让华东野战军大吃苦头。

1947年5月5日,张灵甫致电参谋总长陈诚、军务局长俞济时,汇报74师攻占垛庄情形

这一次,张灵甫的74师再度一马当先,扮演中央突破的角色。5月11日,74师攻取重山、艾山,12日占领黄鹿山、三角山、杨家寨,13日攻占马山、迈逼山及大箭,距坦埠已不足六公里了。可是,张灵甫没有意识到,由于其攻势太过迅猛,在南线国军一字排开的八个整编师中,74师已处在战线相形突出的位置,而其正面则是集结中的解放军华野主力五个纵队,解放军在无需对部署作大幅调整的情形下,就能对74师形成五比一的绝对优势。

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立刻被粟裕捕捉到了,粟裕认为华野完全可以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法,用反突破针对国军的中央突破,以几支纵队快速楔入国军的战斗队形,切断整编74师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将其一举歼灭,而一旦能够歼灭74师这一支精锐武力,必能立刻挫败国军此次“鲁中攻势”行动,并沉重打击国民党方面的军心士气。粟裕将上述想法向司令员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听完之后,极表赞同:“好!我们就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5月12日,在坦埠东北的西王庄华野前线指挥部,陈毅、粟裕、谭震林召集各纵队首长召开作战会议,作出了歼灭整编74师的决定,华野1、4、6、8、9及特种兵纵队担任主攻, 2、3、7、10各纵队则负责阻援任务。

此时的张灵甫尚未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在13日攻占马山阵地后,坦埠已然门户洞开,74师没有理由不继续向前推进。然而自14日开始,各旅纷纷报告解放军有展开反攻的动向,且人数众多,尤堪忧虑的是,在74师左右两翼负责掩护的黄百韬整编25师与李天霞整编83师根本没有跟上来,甚至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后撤,与74师拉开了十多公里的空隙,置74师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至14日上午9时,张灵甫判断解放军有以钳形攻势围歼74师的企图,下令回军南撤,他指示以51旅为先头部队,师部居中,57旅殿后沿孟良崮西麓撤往垛庄,58旅则进占孟良崮掩护师主力撤退。

如果一切顺利,74师本应于当日下午2时撤至垛庄,不成想,担任穿插任务的华野1纵独立师却以急行军的速度抢在74师前面,占据了孟良崮西侧要点285和330高地,截断了74师南归垛庄以及与左翼25师的联系。与此同时,8纵截断了74师与右翼83师的联系,早已在敌后埋伏多时的“奇兵”——王必成的6纵则一举攻陷了74师的后方基地垛庄,虏获大批武器辎重,而4纵、9纵又正从北面兼程赶来,整编74师至此陷入五支纵队的重围之中,为求自保,张灵甫决定全师退守孟良崮,以待援军。

孟良崮,地处蒙阴东南60公里的芦山山区,是该地区的最高峰,海拔500米。与芦山地区其余山峰相同,孟良崮是一座石头山, 山上草木稀疏,怪石嶙峋,而且没有水源,并不是驻扎军队的理想地点。不过张灵甫认为74师建制完整、战斗力强,友邻部队距离又近,固守待援应当不成问题。在将无法携带上山的重武器装备,包括榴弹炮等弃置在山脚后,张灵甫全师三万人便登上孟良崮山顶高地构筑起防御阵地。

孟良崮

蒋介石在74师被围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过眼下的危机似乎也潜藏着某种机遇,如果74师能将华野主力全部吸引在孟良崮,来一个“中心开花”,国军调动外围10个整编师的强大兵力向74师靠拢,就可以实现对华野5个纵队的反包围, 如此一来便能一举消灭华野主力。15日,第一兵团汤恩伯电告张灵甫,表示:“匪来犯我,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汤命令此时驻扎在新泰之11师、蒙阴之65师、桃墟之25师、青驼寺之83师不惜一切代价向孟良崮增援,而距离较远的5军、7军、9师、20师、48师、64师皆向垛庄、蒙阴方向靠拢。

现在难题摆在华野面前,按照粟裕的说法:“这时的关键,一是围歼第七十四师能否迅速解决战斗,二是阻援力量能否挡住敌之援军。”在这场比拼勇气与意志力的较量中,解放军再次胜出,黄百韬25师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攻至界牌,与 74师只隔着一座天马山,却在1纵的严防死守下无法再前进半步;另一方面,李天霞83师与第7军也被2纵、8纵永远阻止在了桃花山、留田一线,距孟良崮只有区区五公里的地方。解放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防守,为主攻部队最终在孟良崮歼灭74师争取了宝贵时间。

此时被困孟良崮山顶的74师在华野5个纵队的围攻下已经伤亡惨重,内无粮草水源、外无救兵,士气大衰,张灵甫于15日曾多次尝试突围,但都宣告失败。16日拂晓,解放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至当日下午三时,全歼整编74师,毙伤俘合计三万两千人,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等皆阵亡(国民党方面坚称张灵甫等人为“自戕成仁”)。

随着“王牌师”74师的覆灭,蒋介石彻底丧失了继续实施鲁中作战的兴趣,5月19日,他再度飞抵徐州,与顾祝同商议后,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曾被给予厚望的“鲁中攻势”行动就这样惨淡收场了。

四、谁之过?孟良崮战役再思索

5月16日深夜,当蒋介石闻讯74师被围歼后,痛心疾首,“忧思不能合睫”、“悲痛之情,睊睊心目为近来所未尝有也。”(《事略稿本》1947年5月16日)5月29日,他亲自主持对张灵甫及74师阵亡官兵的追念仪式,称74师官兵的行为:“允足发扬我革命军人之崇高武德,而无愧为我总理三民主义之真实信徒!”号称“主力中的主力”、“有74师就有国民党”的国军精锐整编74师竟在短短三天之内便被解放军彻底歼灭,沉重打击了本已相当低落的国军士气,一些国军将领对内战前景都开始不抱希望了,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写下了与傅作义的饭后闲谈:“饭后论及时局。宜生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真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徐永昌日记》1947年5月20日)

1947年5月20日,王耀武致电军务局长俞济时,讨论恢复74师建制的问题,亦反映了74师覆灭对国民党的巨大打击

7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望这场影响深远的战役,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应该为74师的覆灭负责呢?

首先来谈一谈蒋介石,蒋介石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整个鲁中作战行动开始以来,蒋一直在亲自过问战局的进展,并不间断地发布指令,调整国军各部的部署,甚至直接下达命令给兵团乃至师一级的将领,没有给予前线指挥官根据敌情自主应对的空间,可见其“越级指挥”的老毛病在此次战役中丝毫没有改观。

蒋作为国军的最高统帅,对于全盘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无疑是必要的,然而战场情势瞬息万变,他在南京研拟出的作战方案,等到具体实施的时候往往已经“谬以千里”了,尚不用说蒋对战局的判断常常带有主观性的弊病,他在5月11日下达的新的作战指令,要求国军各部全线出击,加快进攻速度,明显误判了形势,间接导致了74师被围的后果。

更严重的是,恰如郝柏村先生在其《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中所言,蒋介石此次研究鲁中战局,从头到尾似乎根本没有征询参谋总长陈诚的意见,此一时期的蒋陈关系相当微妙,陈诚在莱芜战役失败后即称病告假,也不再对山东战场有所置喙,这或许是出于某种明哲保身的考虑,但无疑,像“鲁中攻势”这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最高统帅却可以在参谋总长不加过问的情形下,独自作出部署(亦有说法,蒋研拟战略都会与时任参谋次长刘斐共同商议决定,但众所周知,刘斐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而蒋介石在内战时期军事决策的有效性饱受质疑),显然增大了方案执行上的风险。

1947年5月,蒋介石与参谋总长陈诚(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右)合影于南京第二期军官训练团阅兵式

其次,再来谈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祝同作为战役的指挥官过于平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除了一五一十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几乎很少自己的主见。孟良崮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把74师覆灭的责任一股脑儿地算在顾祝同头上,认为第7军与整编48师不攻沂水以策应74师,反而攻打更靠东面的莒县,造成国军在主攻方向兵力分散,乃是失利的主因。5月18日,他在《上周反省录》中写道:“鲁中军务,因顾墨三之无知妄作,致余之意图与计划,遭受挫败,且使七十四师陷于覆没,思之殊愤恨无已也!”顾祝同对第7军和48师部署确属战略错误,但应该看到这不过是忠实执行了5月11日蒋介石有关“收复莒县、沂水”的指示,因此这个错误蒋介石亦要负相当之责任,而如果真像蒋所言,顾祝同是“愚而自用”(《事略稿本》1947年5月22日),那起初就不应委任其为指挥官。

接下来值得分析的是,74师师长张灵甫个人是否要为此次失败埋单呢?这个问题的争议颇大,其实涉及到一个关键的环节,即张灵甫决定全师退守孟良崮是否是有意制造“中心开花”,还是被迫之举。郝柏村先生的看法似乎倾向于前者:“如孟良崮为张灵甫自选的阵地,则是张的错误……第一线指挥亲至一座纯石头的荒山,如何有水?如何做工事?”、“外线作战一方受内线优势攻击时,应顺势撤退,诱敌深入,益增敌被包围歼灭的机会。”

但是,郝柏村先生似乎把当时张灵甫面对的局面想得太过简单,根据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张灵甫率师退守孟良崮可能是他在5月14日被华野多路纵队追击之下较理想的应对方式。能征善战的张灵甫不可能不知道,孟良崮正是兵法中所谓的“绝地”,不是交战的场所,但由于孟良崮是其撤退途经的制高点,因此抢先在此处稳住阵脚,尽力向友军靠拢,可以避免在平地被解放军的优势兵力包围的命运。

时任华野1纵指挥的叶飞在事后也承认,如果当时1纵能走再快一些,先行控制住孟良崮各要点,那么74师极可能在南撤的公路上就被华野5大纵队围歼,或许一天就能解决战斗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张灵甫退守孟良崮的决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然而,不得不看到,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机缘巧合,张灵甫固守孟良崮所制造出的“中心开花”的战机,并没有换来国军在外线反包围的胜利。74师在“绝地”血战三日,友邻部队却始终裹足不前,25师、83师距离74师都只有短短的几公里,可就是打不通。究其原因,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成了罪魁祸首。

担任74师右翼掩护任务的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素来就与张灵甫不睦。李天霞与王耀武是黄埔同期同学,还当过张灵甫的上级,对这位后生晚辈平步青云十分看不顺眼, 因而在配合74师作战时一向三心两意,以保全自身实力为上。在74师进攻坦埠时,张灵甫曾要求李天霞派出一个旅至沂水西岸支援,李天霞却只派了一个战斗力最差的57团,还冒充旅的番号,与友邻部队联络,弄虚作假。李天霞的上述行为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解放军的反击发起之后,57团迅速被击溃,74师右翼与83师的联系就此被切断。

83师是如此,其余的国军部队,除了黄百韬25师增援74师比较出力之外,在友军遭遇危难之时,都选择虚与委蛇、作壁上观,丝毫没有大局意识。1947年5月6日,就在孟良崮战役爆发的一周以前,张灵甫从前线向蒋介石发布电报,痛斥国军将领“意志不一、同床异梦”:“……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张灵甫于战前向蒋介石痛呈前线将领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的恶习

一语成谶,张灵甫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自己就不幸成了这些“同床异梦”者的牺牲品,这样的军队,哪怕有再理想的作战计划,哪怕有再多装备精良的“王牌师”恐怕也打不赢一场仗。蒋介石在此战之后似乎也略有所悟,逐渐明白国军作战频遭败绩的症结在于军队作风恶劣、高级将领不学无术,他开始思考如何系统性地改革军官教育制度,提升前线将领战略战术素养的问题。可是,在内战久拖不决的大环境下,类似的想法根本没有落实的可能,他除了一遍又一遍苦口婆心地劝导他的那些“黄埔子弟”要“惩前毖后,激发天良,奋患难相共之精神,祛畏葸卑怯之劣性”外,着实拿不出什么可以令国军将士洗心革面的灵丹妙药来,而他在大陆的统治,也终将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惨败,走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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