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第一款是什么内容?4.5亿两白银为什么抢了先?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学历史,只是记得快,但对事情的内在逻辑,很少去想。成年以后,知道的多了,加上思考,就会得出很多新的认识——当然,这也仅限于一部分成年了的人

清末《辛丑条约》是中学历史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它是八国联军直接的后果,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的国耻。至今还记得这样的定性: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大的不平等条约,給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沉重的灾难,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时年岁小,一学历史就觉得郁闷,怎么我们老是这些糟心事儿呢?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好像除了这些没别的正事儿干。历史课上完,再上数理化了,什么欧几里得,牛顿三定律,胡克定律,化学元素表,包括生物学的达尔文进化论,不是希腊人、英国人、俄国人,就是别的什么欧洲国家,总之,大都是1900年到北京来讹钱的那帮人的家里人。

这前后对比,虽然只发生在一天之内的学校里,但那种强烈的对比,那种被人家欺负了,还得跟着人家学徒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不平等,这是老师一再强调的,而我们最乐意接受的就是这三个字。当时就一个感觉,这些洋鬼子太可恶,和街上劫道勒索的流氓没什么区别。看着“不平等”仨字,反而觉得腐朽的清政府也有了一点憨厚,进而楚楚可怜,毕竟他们也是中国人,虽然服饰古怪,女人鞋底子过厚,对待自己人下手也狠,但此时,想不了那么多,就一句话——

自己人被外人欺负了。被欺负了就是不平等。奶奶的洋人,全是王八蛋!

 

空前灾难,那是妥妥的,尤其是赔款的数目字,4.5亿两白银,连本带息9.8亿两,这简直不可想象。老师讲到这里,唉声叹气。想想也合理,当时韭菜几分钱一堆,全家包顿饺子富富有余。4.5亿两白银,那得买多少韭菜,咱们损失了多少饺子!

可是那个年代,一般人家好长时间才包顿饺子,肉还不能肆意妄为地往里加。这样一联想,肚子一饿,对洋人的愤恨简直要破口大骂了

更苦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让人心在流血。身处在社会主义,对封建社会那是一百个看不起,读这四个字都是以蔑视的口吻,好像城里的阔小姐看着农村的叫花子。可是轮到洋人跟我们叫板,那就是完全另一种感觉

好好的封建社会,怎么就让你们这些洋鬼子削去一半呢?没有你们到中国找茬儿,侵略我们,讹钱割地,我们不就是一整个儿的封建社会吗?现在整个儿的成了半个西瓜,那更是空前灾难,意味着那半拉西瓜没了,让洋人啃了。老佛爷说了不算了,以后开会做决定发布指示,要看洋人的脸色了

 

跟英美法俄德日意奥这些真洋鬼子比,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也显得不那么可恶了。毕竟内外有别,要恨就要把气撒到外人身上,自己人还是要护着点,再操蛋,也毕竟是我们的统治者

当时对此,只是非常朴素的感觉,谈不上阶级感情,但确是感情,而且是民族感情。不过好多年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这种必须“胳膊肘往里拐”的感觉,以及它无比正确的逻辑在哪里。后来看到鲁迅所写,方知道这种肉一定要烂在锅里的道理,就在于这句话:“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找到道理的感觉真好。当时就想,上学时,学校怎么不一股脑地把鲁迅的东西都教给我们呢?可又想,这并不现实,年纪小读了也是不懂。很多人,包括很多五六十岁的人,不也还是至今不懂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路走得没错儿,就学会一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直奔主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红旗必将插遍全球。

一辈子所学,就这点儿东西。活到老,用到老,而且只用这一句。不光普通人,有些领导也只会这一句。

对于《辛丑条约》,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即便什么都忘了,大约也能对4.5亿两白银有点儿印象。因为无论是老师还是考试题,都告诉大家,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后来惊讶地发现,赔款4.5亿两白银这一款,虽然排在“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并允许各国驻兵保护”、“拆毁大沽口等处炮台”等条款前面,但是也仅排在第六款。

 

那么问题来了,前面的条款是什么?莫非还有比4.5亿两白银赔款更重要的事儿吗?

《辛丑条约》第一款分两项,都与一个人有关,即被清军在北京街头杀死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第一项要求大清皇帝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转使大臣”前往德国,当面向德皇威廉二世就克林德被害一事表示道歉,第二项则要求大清在克林德被害地点立碑。

 

第一款这两项最为重要,它表明,不管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死了多少人,也不管义和团怎么对洋人和二毛子下手,各国列强在条约中最看重也最坚持的,就是这一条,即,事变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被清军杀死,错在大清,罪在中国。一个国家驻另一国的最高外交官怎么能让你的军人无故就地枪杀呢?所以,德国人连同其他各国,要向大清讨说话,就是,你大清做了严重的错事,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道歉;立碑更是道歉——用个具象的碑,告诉各国,也自省大清,自己做了严重的错事。

这也就是说,在洋人逼着大清签订条约时,其理念是,追责高于一切,做了大错之事还想逃脱,门儿都没有

第二款也是追责,更是惩办,但同时也有抚恤。端郡王载漪等人发配新疆,庄亲王载勋、刑部尚书赵楚翘等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即行处决,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因已故,无法再死二回,但同样不能免罚,“追夺原官”。

 

同时,对于因反战而被清廷处死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各国要求大清必须给他们平凡昭雪,而且要“开复原官”,也就是恢复之前的待遇。这是在告诉清廷,你们迫害好人,现在你们必须改过来。

此外,第二款第二项还规定,在那些戕害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这就是在教育大清子民,没公务员可考了,耽误了将来的仕途前程了,怨谁?冤有头,债有主,找你们的老佛爷、皇帝和朝廷去。

第三款和第一款相同,还是人命,条约要求大清钦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就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京被害一事,“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

 

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军用刀所杀,当时死状极惨。以现在人的眼光看,甘军不仅野蛮,而且非常愚蠢,毫无政治大局观念,竟然当街无故杀死日本外交官。即使从自身安全考虑,甲午之战是怎么败的?丁汝昌、邓世昌怎么死的?马关条约赔了多少钱?不用说,仅看朝着书记生腹部那“噗哧”一刀,就知道,几年前的历史教训,早让这些来自西北的团练大兵们,就着辣子面汤吃光了

6月11日,杀死日本外交秘书。6月20日,杀死德国驻华公使。而且都是在大清的京城。这样无法无天的行为,后来会招致什么,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四款要求大清以“装修”的方式承认自己无礼和重错在身,也就是在那些被破坏和污损的教堂以及传教士和教民的坟茔处,建“涤垢雪侮之碑”,其中英国坟茔一处,法国坟茔五处,俄国坟茔一处,共计七处。

 

第五款则是要限制大清发展军力,两年之内不允许进口军火和用于制造军火的各种材料。两年后以观后效,如果行为不轨,没有达到要求,则两年禁令可能续展。

这条毫无疑问能令今天的胡主编气炸了肺,常规武器都不让生产了,何况核弹头乎?但是,当年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些以各种方式被承办的“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当初也是嚷嚷着要扩军备战。战是战了,但最后败了,相关责任人都被处理了。没办法,他们必须被处理,而且要处理得像模像样,不然总领导老佛爷自己就要悬了。

 

第一到第五款都完了,这才轮到了著名的第六款,即,让我们这些当年学历史的人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4.5亿两白银。若从顺序看,毫无疑问,洋人们把钱放到了后面。

教科书和老师当时竭力要告诉学生们的是,4.5亿两白银,中国大肥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都是洋人的鬼心思,就是一边满足嘴上的肉欲,一边满足心里的权欲,吃中国的肉,管中国的事儿。落脚点就是吓死人的4.5亿两白银。

可是,和酒桌上小菜拱卫大菜,领导出行总喜欢站在中间显示他的绝对正确和众星捧月,不平等条约也是这样,重要的内容总要压过次重要的内容,这就是顺序。从顺序看,在4.5亿两白银之前,按重要性看分别是:承认杀死德国公使的国际罪行,向德国道歉,立碑致歉,以示牢记悔改;惩办有罪的,昭雪无辜的,这叫秋后算账;承认杀死日本外交官的国际罪行,向日本天皇道歉;不要以为羞辱行为就不要承担责任,损坏别人的坟地要赔偿;不要觉得扩军就能安全,先断了你的进口,并且时时观察你,以决定是否需延长惩罚期限。

 

就这么清晰,赔款是赔款,但是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要个理和说法,在各国看来,都比赔款要重要,因为赔款是惩罚错事,而前面的事情是是非问题如果不讲是非,单单把4.5亿两白银看得老高,那就让外人以为,各国就是冲着这些钱来的,只是想从中国的盘子里吃大肥肉,完全是山贼的拦路劫财那一套。

4.5亿两白银,有人端详半天说,就是每个中国人一两,让中国人知道北京城里发生的事儿,人人都有份儿,需要记住教训。也有人认为,想多了,就碰巧是这个数了,只是看上去像是收了每个中国人一辆银子。

 

其实,两种说法到底哪种更有理,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赔款之前还有五款,每款讲的都是个“理”。现在的司马南们是否承认这个“理”呢?或许他们还是会只把4.5亿这个数目字看得比天高。的确,数字是很大,但是我们只要记住,前面还有五款在对方看来更重要的东西,同样非常重要。

 

 

历史再明晰,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服气,不认账的人多了去了,历史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不过,过去的历史不能怎么样他们,但是后来的事情,也即将来将成为历史的事情,还是会在眼下给他们以很好的教育。

看着老佛爷带着皇帝等人仓皇出逃京城,后又狼狈地回到京城,的确让人唏嘘。毕竟是被洋鬼子给弄的,连个领导的架子也没维持好。可是,“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就真的有其道理吗?

 

其实,这是鲁迅点出了我们的心疾,他在《《且介亭杂文附集·半夏小集》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做人,不做奴隶,不论是外国人的奴隶,还是本国人的奴隶,都坚决不做——这才是鲁迅要告诉中国人的。在1927年于香港所作的演讲《无声的中国》中,鲁迅把话讲得更明了:“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如果为了响应单纯的爱国,那很简单,只把目光盯住4.5亿两白银就行,扩展至东交民巷的驻兵保护就更气愤,因此恨不得立刻动身去欧美日抢银行,在报纸上看到英美人的名字就气得浑身发抖。

 

可是,这样单一的观察显然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视角,连地下的李鸿章也不会同意,如果只抱着这样的观感,他当年也该拒做“卖国贼”,而应去抢一顶“爱国贼”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以彰显和整个大清子民站在一起。就算败了,也光荣,毕竟,大伙儿一起败了。

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倘若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同世界隔绝,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的。首先,是因为没有标准可以定义自己的国家。”而这里的“封闭”、“隔绝”,毫无疑问并非物理空间上的“封闭“、“隔绝”,而是指我们的思想,意识,尤其是观察世界的视角,以及我们的逻辑方式。

 

彻底告别1900年大清子民的头脑,与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关系,要远远大过4.5亿两白银的赔款。

文:作者枫叶君 枫叶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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