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VS后浪:1988年“蛇口风波”中深圳青年与京城代表的辩论影响至今

前浪VS后浪

32年前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的对决

理想与现实的互喷

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大辩论

让人们的思想开了窍

共和国的演说家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蛇口青年毫不相让: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32年前”蛇口风波”影响至今

文/草青

1988年1月13日晚上,“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三位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名躁一时的共和国演说家,来到深圳蛇口和青年们座谈。一位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德育教授李燕杰;一位是被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一位是自称“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的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这场报告会,后来成了轰动一时的“蛇口风波”。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蛇口风波”答问录》,展开两种思想的激辩。并引起美国各知名媒体的广泛报道。在这次对话中,出乎意料的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说的那些赞扬蛇口青年的话,并未获得期待的效应。蛇口青年不欢迎这样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在激变转型的80年代,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思想的涌动、搏击所带来的震撼。本来三个人是从做思想政治工作出发,但万万没有想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青年却不留情面的进行了思想大反击。正是一次思想观念的撞击出现在当时一个拥有50多万人口的深圳。偶然中也包含必然。32年过去,这种思想交锋依然还在现实中看到影子。

对淘金者的不同看法

 

首先是有关淘金者的交锋。按曲啸的说法,特区有两种人:创业者和淘金者。淘金是为了挣钱、玩。创业是为了国家,是多数。由此把人群分为左、中、右,先进、中间和落后。

而经历过文革浩劫的青年,对“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的分法很反感。青年认为,“淘金者”无所谓好坏,它不同于偷金、抢金,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曲啸把淘金作为“创业”的对立面加以否定并引发思想上的激烈冲突。

实际上,对淘金者的争论,也是左右之争。这是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思想分野的划分。很多人不爱听,甚至反感。但每当不同的思想出现的争论,会自然形成左右之分。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右之争”在不同政治条件下表现不同,在极端冲突下,“左右之争”是路线之争,在基本共识下,“左右之争”是方法论之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比如美国,自由派强调平等,保守派强调自由。两者之间也有以何种价值为先的争论。

在20世纪80年代,“左”的意识占了上峰,这种思想从文革中而来,他们往往形成一种极端,比如当时的“投机倒把罪”给人以致命的打击,最近两年,有一种声音是让非公有经济退出,这都是来自于左的思想。

现在看来,淘金者的提法如同寻常,但当时对它的敏感,如同现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一样。原因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左的思想影响。一切有关个的利益都不能提。在人们的观念都是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一切都有是公有的利益。我记得五十年代在小学读书时,一个学生回答学习是为了自己,却成了大逆不道,当时的洗脑教育是为革命而学习。压抑了人的欲望和个性。所以改革成了当时的迫切之需。

当时的一位青年发问,承包、租赁是不是淘金者?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经济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个人利益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高。如果钱少了,生活艰苦,就不肯来。这类人是淘金者,曲啸把动机纯正高尚、不掺杂个人打算放在重要的地位来考虑。

青年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交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蛇口青年反驳:创业和淘金,为社会考虑和为自己打算,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说不清楚。蛇口的青年尖锐地批评了有的人自己没弄明白,还觉得挺清楚似的。

一切都为了看效果。管他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创了半天业闹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

价值观也是争论之一。现在的青年强调个人价值,可在上世纪80年代是受批判的。当时思想主旋律是人的价值如不在群体价值中体现,个人价值很难充分体现。青年应该把祖国命运放在第一位。来特区不是为享受而是为创业。而享乐是危险的。

个人应该主宰自己,个人的价值只属于自己,这个本来简单明了的问题,在当时成了说不出口的不良思想。可是蛇口青年当作一个正当的理由大胆地说出了口。

曲啸问,那你为什么工作?

青年的回答得十分实在,是为生存,是为安全;为生存我得干活。明明是挣钱是为了吃饭,却强扭成吃饭是为了革命。这就是现实的虚伪。而现实的虚伪至今阴魂不散。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着上述思想的蛇口青年显然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围绕淘金者的争论,也可看出极左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所形成的激烈的思想交锋。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十分清楚。他认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的甚嚣尘上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污名化,并一到关键之时就出现争论。其中的背景是,受益者持肯定态度,而未享此红利的人甚至下岗、失业、贫困者则深恶痛绝。甚至将此憎恨转嫁于邓小平。事实上,先富起来的初衷是想通过富人的税收、投资带动落后地区和人,达到共同富裕。但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损害了当时的初衷。以致引起穷人的反感。尽管“吃饭为了革命”的说教已经消失,人人都为劳动致富而争先恐后,但又出现了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疯狂敛财的犯罪犯法现象。这种新时期先富起来的另一个翻版,多半出自寒苦家庭的后代。其实,造成贫富悬殊并非邓小平认定的勤劳致富,这种所谓的先富或淘金,是通过权利寻租、歪门邪道,贪污腐败所获得,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典之语无关。

 

对淘金和创业的不同看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了先进、中间、落后以及“左、中、右”的分水岭。这种划分一直影响到现在。它来源于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的阶级划分。此时离改革开放的1978年已经十年,陈旧的思想观念虽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垃圾的余味,还久久散发,有关“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的分野,在有人群的地方仍然自然形成。

 

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结束长达30年的不正常关系。但到80年代,由于制度不同,中国对美国仍然处在戒备之中。对于中美之间,三位老师认为两者不能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姓社,搞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

蛇口青年认为,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由此,展开了一场姓社与姓资的争论。

在80年代末,特区有一种错误观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这里的背景是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两年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八九FB”的阴影仍未消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巨大震撼和困惑。国内出现了反和平演变的声音,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以及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诘难。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

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这是90年代最早提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文章之一。此后,关于姓“社”姓“资”的大争论持续不断。

1991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时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从1991年2月15日到4月12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了四篇有关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邓小平最新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系列。然而,针对皇甫平的文章,也有不少报纸杂志进行了批判。有的甚至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肯定了特区姓“社”不姓“资”,明确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在我们的建设事业发展中,每当出现高层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就有人将其归结于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些问题有其深层次的根源,或者说是工业化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它需要法治建设和深化改革来解决。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从而对症下药。而简单地归结为“姓资姓社”是不对的。

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从未中断,每到重大事件发生,争论就会掀起一个高潮。在今年中国发生的疫情中,围绕方方日记,美国甩锅,追责,战狼式强势进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姓社与姓资形成强有力的对垒。请看这样的总结——

 

资本主义的弊端:美国政府不关心民众死活,只关心经济发展;英国轻症不检测,采取群体免疫;意大利资源匮乏时给老人拔管,抢救年轻人。瑞典的放弃疗法……撕开了民主人权的遮羞布。

 

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优越:千万大城市武汉说封就封,14亿人口说隔离就统一居家隔离。病患免费治疗,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打抗疫人民战争。

 

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的坏,社会主义的好。姓资姓社孰优孰劣,一次疫情看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姓社姓资的两方面观点,在现行体制下仍有一个长期争论的过程。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三位老师对蛇口青年的高度评价,如同内地的报纸、电台介绍特区,“创业”“巨变”,十分完美。但青年们不认可,不领情。青年认为充满了虚假夸张和歪曲。

他们认为,特区青年和内地青年一样,除了工资、大锅饭不同以外,也都是人,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人,因此有阴暗面,有痛苦。这一点也要实事求是,不要用空洞的词吹那么高。比如说几位老师提到的这里青年爱学习,我们的确刻苦,但唯一的压力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父母也没有兄长,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工作,很难说明天还能不能再坐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动力。

在深圳,上课学习的工人占90%以上。很多大学生却在打扑克、搓麻将。这是因为,在蛇口,大学生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办户口,工作也好找,很少失业。而没有文凭的工人要办户口就很困难。在蛇口工资待遇,总经理第一,副总经理第二,工程师第三…。这些原因逼人去学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同时讲出来,就很表面,很虚假。

特区与内地的区别在一个是讲真话,办实事,另一个是讲假话,做表面文章。比如蛇口打破了铁饭碗的问题,来此工作的人都要研究琢磨,他研究的重心是你的顶头上司是什么样的作风、喜好什么;怎样才能迎合老板的心理,使自己不被“炒鱿鱼”。内地呢,是研究在工作中怎样充分发挥我的学识、能力,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搞好工作,这两种现象在当时的报刊根本没有分析。

蛇口的青年对三位老师的游说不以为然,对他们赞扬蛇口不以为然。觉得像报纸上的空话一样。觉得他们带来的这种思想蛇口受不了。蛇口不看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他们希望三位老师深入到基层,到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洗澡的单身宿舍去看一下,了解青年人在想什么,就有可能了解到跟报纸上说的空话不同。绝不像报纸说的那样莫名其妙。很多外地青年看了报纸上的大话空话,就把蛇口想得那么好,虚无飘渺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是空洞的、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宣传造成了这种普遍的愚昧。实际上也是一种犯罪。

32年前蛇口青年尖锐地指出了那些思想政治工作或舆论宣传充满了虚假和歪曲。至今还能在各个方面找到原样。如今,许多人深为不能讲真话而苦恼,对大话套话假话深恶痛绝。比如,疫情中,李文亮医生等八位医生因为在网上说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真话而受到训诫。还有更多的医护也因为讲真话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以此说明,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让人畅所欲言,达到政通人和,需要想一个切合实际并能兑现的方法来。

对爱国的激烈交锋

争论是由一位蛇口青年的发言引起的。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而在内地却有反响,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青年认为这些政工干部的思想在深圳是没有市场。他们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国家的爱、为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干,并为这个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这里人的实际。如果蛇口独资、合资企业都撤走,我不知道蛇口还有什么东西。

曲啸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他说,你能声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深圳的青年用最朴实的一句话回答说,我们用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而不是用嘴巴。

青年认为,要看这个爱怎么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老实说,蛇口青年都知道,你们是空头的,虚无飘渺的。我们讲实际,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蛇口青年挣了钱,他也创造价值……他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什么,这里的人是分成好多不同层次的……

曲啸认为有上述思想感情的层次是非常低的。而蛇口青年认为,应允许我们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感情。希望三位老师把这里的真实的东西带回去,敢在内地讲出来。

现在,在人们的不同思想的论战,更喜欢用爱国主义作为攻击对手的手段。就像安布罗斯·比度尔斯称“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而当国家有了危机时,说不定正是那些高喊爱国的人为了活命而选择卖国呢。

爱国是一种牺牲,只有当拥有爱国心的人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甚至放弃生命,才是崇高的、伟大的、令人尊敬的。

在这次疫情中围绕着方方日记和中美疫情之争,互撕的双方都用把爱国主义用到极致。他们挥舞着爱国主义的大棒,使政敌招架不住,你来我往,你攻我守。正如安布罗斯·比尔斯所说,“爱国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

 

资中筠说她崇尚爱国,但不喜欢主义,她觉得爱国只要加上主义,就有一种强制和功利性。爱国是人的一种天生的感情,就和爱家乡、爱父母、爱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是没有人能够强迫的。

 

资中筠理解的国家与众不同,也最为合理和深刻。她认为国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自然的国家,就是故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自然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这是先天的不是后天的。第二个是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积淀长远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一半是先天一半是后天。第三个是带有政权的国家,有一拨人在统治,也可以换另外一拨人在这统治,但国土还是它、民族还是它,国家的体制或者是一些统治者是可以改变的。

 

而我们现在单纯的教青少年爱国主义的主要形式在于表面上的政治历史课本的爱国历史事件教育,升国旗,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爱国主义基地教育。这是一种机械的,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的爱国主义。

 

可以说,在30年前,人们还沉浸在被动盲目受教化的单一爱国主义的思想中。经过大浪淘沙的洗礼,加上今天多元思想的碰撞和交汇,他们有了主动的思维。当我们面对爱国崇高主题时,更倾向于资女士对国家概念三个因素的划分。

 

这就是故乡,民族,政权。前两个层次的国家是在生我养我的的故乡和民族文化之中,调动的根是中文化国人,是民族的概念。第三个层次的国家是建立政权的国家。或为王朝,或为护民。当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理论依据就是第三个层次。对此的爱国可以由自己选择。你可以不想当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到别国去入籍。而你心里头,可能还眷恋原来的故土。

 

现在,经历过历次动荡的中国人民不再盲目。他们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概念渐渐清晰。不是政府养活纳税人,而是纳税人养活政府的公朴,请公朴为人民来服务,替人民来管事;要是你不作为,我们就会替换你。

 

这次疫情,有上百万的已入美籍或拿绿卡的爱国华人,还有160万的留学海外的学子,尽管他们在异国他乡,但他们始终热爱中国的故土,眷恋我们的民族文化。他们懂得感恩和回报,这次疫情,许多人倾其所有,为祖国购买运送口罩等防疫情物资,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这是中华的根的体现。如果一旦两国爆发冲突,相信这样根系祖国的游子,大多数选择效忠自己原先的国家。即使他们入了他国籍,但他国未必对他们可信。正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把已经入了美籍的日裔圈起来了,就是怀疑他们的忠诚。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同胞也是一样。

 

有关青年自主意识的争论

1988年的那次有关青年自主意识的争论中,彭清一以自已的女儿现身说法。他由于他工作忙顾不上家,女儿没有考上大学,他也没有找过门路(那时时兴找路子),在孩子找工作的问题上,他不是发挥孩子的自主意识,而是以一种正面主导包办,在他的提议影响下,当了招待所服务员。每天涮痰盂叠被子,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女儿。但这样的言传身都并不能说服当时的年轻人。可以看出,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这与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发表《“抱大的一代”令人担忧》有关,文中叙述了当代大学生自立能力极差,入学需要家长护送,住宿需要家长铺床,注册填表也要家长代劳的自理能力差的典型案例。其中的原因来自家长、老师和学生本人。

持有相反看法的改革思想先锋的深圳青年这样认为,女儿选择职业的权力受到父亲的限制,是出于父亲的灌输思想。应当让女儿发挥主动性,让她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职业,应当为青年有这样的主动精神感到骄傲才对。然而,当时的中国青年正因为缺少独立、自知、主动。才被动地接受家人有关立业、成家等设计和帮助。

然而,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在30年的风风雨雨中分崩离析。年轻人已经不再逆来顺受。听凭大人的摆布,而是我的事我作主。这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飞跃。

 

“抱大的一代”如今人到中年,但它的行为延续至今仍可用三七开来划分。有自立的,但更多的则是从“抱大”变为“啃老”。过去一家多子女变成独生子女。父母有收入来源,子女不必谋生,年轻人想买住房、汽车,一定是啃老。他们吃不得苦、受不得累。只能是躺在父母铺好的“被窝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钱就要。

 

显然,这与家长的溺爱有关。怕孩子碰壁,所以越俎代庖。怕孩子受累,所以事事娇惯,使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失去了经受挫折的机会、失去了自立的机会。与中小学老师有关,在于多数是女教师,温柔、软弱的教化使他们失去了刚毅、坚强的性格,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事事有求人依赖人。家庭结构的变化,“啃老族”也逐渐登上社会舞台,出现“老养小”的怪现状。

 

现在,父母为孩子规划前程的事仍然不变,但孩子听信父母的规划几乎没有。这说明青年人的觉醒和反叛。在一个多元价值和多元思想并存的时代,青年的自我意识发展出现了新特点:独立意识高涨、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企业的脏、苦、累活有多少是年轻人去干?医院里扫厕所刷痰盂有几个是城里人去干?食堂里的卖饭菜做卫生的基本是大叔大妈,环卫工,建筑工是清一色的外地农民工。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不清,三四线小城市却找不到人。这些与年轻人技能有关,但不能排除怕吃苦、丢面子思想。需要的岗位,年轻人不愿意干,体面薪高的岗位趋之若鹜。可以说,父母的溺爱,老师教育的弱化,子女的任性和依赖,使争论中旧有的思想观念直到今天仍在影响九0后,00后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需要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指导他们的自我调节,以达到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从而促进自主意识的健全发展。

 

有关体制和改革的争论

围绕着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先是曲啸在发言中曾提到:我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的外国车,我看着难受。开人大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车,这不能不说是个不正常的现象。曲啸气愤的是我们落后。

青年说: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再说落后是次要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比我们更落后。日本那个时候衰败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不多几年就起来了?光看到落后算什么?关键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甚至大量进口汽车也是某些人拥有过分的不适当的权力所致,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离开了这个谈落后只是个现象。青年认为: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青年认为,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一定就发展。比如有一些国家,原来是不毛之地,一发现石油之后,整个国家富了,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免费读书免费医疗,全免。但他们依然用手抓饭吃……精神文明发展要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某些内容,不是人为提倡就能办到的,关键要有物质文明的条件。

曲啸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经济水平越高精神面貌越好,这个理论我们不同意。他列举了美国全国各种案件发案率的统计之后说,美国的经济水平高,犯罪率也高。所以关键还是思想品德问题。像深圳这个地方,两个文明建设还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单纯地就是经济的话,人们的生活是不会那么愉快的。

一位青年发言道,蛇口工业区现在没有犯罪率,这只是一个现象。我敢断言,深圳的犯罪率将来会高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因为青年人刚到这里,还没有犯罪的条件……那么先进与落后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制度,是体制问题。

32年前,蛇口的青年就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改革重要的多。而且,从那时起,有识之士就在公开的场合下呼吁。可是32年后,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却成了雷区。对此,杜老将其形容为小步慢走。他指出,现在的体制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官员只对上司负责。这必然导致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进行政体改革。然而,政体改革是一个很长的建设过程,因此,急了不行。但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

 

邓小平所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与30多年后温家宝在深圳30周年讲话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表述相近。此外,他还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人民日报》其后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依然引发不小争议。仅在全国接到的信件就有1500多件。一个多月后,看似这场争议已经结束,实际上32年来余波不断。文中的提示至今仍有意义:当时的这场风波的争论,实际上已超出了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它所反映的,是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中,道德观念、人伦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迁;它所呼吁的是:深化改革绝不仅仅是偏重经济,而是整体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才能找到振兴中国的出路。

欢迎使用PayPal打赏,有您的支持,我们将持续不断更新。所有捐助均用于提升用户访问体验(升级服务器及带宽)!

发表评论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