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big leap forward”引号事件

引号事件

 

文/刘振恺

 

1960年,全国发动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在“大跃进”期间,我对“三面红旗”产生过疑虑,下放七里营人民公社,听到农民的一些心里话,看到许多真实情况。太多的经验告诉我: 把这些话和情况通过正规渠道向上级反映也好, 向周围的人传播也好, 都会招来横祸,一到政治运动, 有理也讲不清。所谓“三不政策” (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号召, 都不过是 “引蛇出洞” 的诱饵罢了。因此, 我变得比较慎重, 对 “三面红旗” 许多想不通的问题闷在肚子里,不随便发表意见, 或者干脆不去想它, 免得别人 “抓辫子”。何况这次运动是党内整风, 我现在连个团员也不是, 怎么也批不到我头上来。可是我想错了。运动开始不久, 还是把我这个”老运动员”揪出来了,而且罪行比任何一次运动揭出来的都严重:胆敢在对外宣传刊物中公开讽刺“大跃进”, 简直成了现行反革命!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外国记者讽刺我国的“大跃进”,在报道中对这个名词的英译“big leap forward”都加上了引号。我国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们自己的刊物就打上了引号嘛!” 上级要求必须立即查清楚是谁胆敢在我们的对外宣传刊物中讽刺“大跃进”。一查,《万年青》这类引号很多,不少是出自我的手笔。领导立即命令我停职检查交代。

实际上,凡是写过作文的都知道,使用引号有三种情况,一是表示直接引用某人讲的话;二是标示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三是表示讽刺,相当于“所谓的”。那位外国记者使对“大跃进”打引号带有讽刺意义,不能以偏概全,认定所有引号都是表示讽刺。“大跃进”译成“big leap forward”(见上图红框)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如果不打,外国读者会按字面理解为“向前跳跃一大步”这个具体动作,就不知所云了。实际上,汉语还有许多政治习语打上引号,都是表示一种特殊用法,例如“两条腿走路”、“四个第一”等,都是某种寓意,并无讽刺之意。此外,打引号的对外宣传刊物,又不止《万年青》一家;在《万年青》内部,又不止我一人;况且每篇稿子发厂付印前都要过领导审查,即使打引号算个错误,也不能把责任推到我一人身上吧。

可是,我的这些意见,在批斗会上都被一一驳回了:“别人打引号,各有各的账!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你打引号,就是讽刺,这是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你讽刺大跃进是偶然的吗?你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有人甚至肯定我“别有用心”,咄咄逼人地质问道:“你在文章里为什么要故意塞进自己的私货?好好交代你的反动思想,谈具体些!”这岂不成了故意破坏工作吗?给我扣这样那样的帽子,我都包下来了。不包不行啊,会落得个对抗政治运动的罪名,从重处理。可是硬要我给自己编一个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离奇故事,我可没这个本领!斗来斗去没啥结果,只好给我扣上一顶令人啼笑皆非的帽子 ——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白纸黑字, 罪行昭著,当然不能留在团

中央这个要害部门工作,甚至不能留在首都北京了,只能发配边远地区!

1961年把我调离团中央,也不是所有领导人的意见。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当时的国际联络部部长钱李仁(上页下图前排右五。后任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亲切地对我说:“刘胖,决定把你调走,正碰上我不在家哦。”后来我还听说《万年青》的负责人之一梁丽娟(下图后排右六)曾向另一位部领导提出,希望把我调回团中央工作。但是这位领导人的立场十分坚定,而且把话都说绝了:“你再提,就要考虑你自己的组织问题了。”

 

就我自己言,我衷心感谢所有曾经对我表示同情、内心为我打抱不平的同志;但是,我对这个曾经为之献出十一年最佳年华,而最终把我逐出大门的工作单位,早已视为畏途, 心灰意冷了。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一定“招之即来”。

 

这些,毕竟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发生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今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团中央本来就是一个培养和输送干部的地方,国际联络部成立近六十年来流动的干部数以百计,五十年代的老人只有吕毓瑛一人(上图后排右五)一直留在部里。自1998年始,分散在北京各个部门的老同志每年都要聚会一次;从2009年起,固定在3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六。该年的联谊会,有周久华(后排右三)和钟小满(后排右七)分别从南京和杭州专程赶来北京参加。

 

说实在的,第一次通知我参加,我真还有点犹豫,心里只嘀咕别人会不会老眼光看人,瞧不起我这个思想落后的“老运动员”?我也不太愿意见到那些曾经狠狠整过我的人。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这些顾虑有些多余。老同志久别重逢,气氛十分热烈,足以化往日的隔阂为亲近,化积怨为谅解,化旧恶为和谐。除和何锡全(前排左五)的那次畅谈外,还有好几件事令我非常感动: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联谊会上,我提到原中联部部长朱良(上图前排右一),找到40年前从日本归国的爱国华侨蔡德基,为当年对他照顾和关心不够表示道歉。

 

2005年的联谊会上,我和当年《万年青》的主要负责人梁畊叙旧,谈起前面提到的“引号事件”。我说:“我何尝不知道,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赞成搞那次批斗会。‘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从某些同志发言的声调和语气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嘴里批判我,心里同情我,是有苦说不出啊!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能不执行吗?梁畊听了我的话,紧握着我的手点头苦笑,他知道我所讲的“某些同志”包括他自己。

 

2007年的联谊会准备了一块大蛋糕,为年满八十岁的同志祝寿,把徐葵和我推到主席台接受大家的祝贺,使我百感交集。在坐的许多同志半个世纪前也开过我的会,不是祝寿,而是批斗。今昔对比,这才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换了人间”哩!

 

2008年的联谊会上,我提到的L代表老同志讲话,谈到过去的政治运动,坦率地承认自己“讲过错话,干过错事”。听了这番话,她在我心目中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如果她和群众之间原来还存在什么嫌隙和愤懑的话,也就在大家对她热烈的掌声中消释了。《左传》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在历届联谊会上,我多次听到为1957年杨堂琮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而鸣不平。2009年的联谊会上,朱良特地来到我的座席,问我知不知道他的情况。我说1959年他和我们一起在河南农村劳动过,听说后来他在湖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过监牢。值得庆幸的是他晚年在南京成了家,日子过得还挺不错。联谊会后我和杨打通了长途,得知他夫妇俩6月份要来北京旅游。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良。他为迎接杨氏夫妇作出了精心安排,派专车接送,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会上代表组织向饱受冤屈的杨堂琮道歉。另外,我和声翼还在龙潭湖畔设宴招待了当年的这位难友和他的夫人,并邀请六十年代初和我一道发配东北的柯秉衡夫妇作陪。席间滔滔不绝,畅叙往事,并没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埋怨和伤感,而是谈笑风生,充满着宽厚、理解和乐观的情绪。

欢迎使用PayPal打赏,有您的支持,我们将持续不断更新。所有捐助均用于提升用户访问体验(升级服务器及带宽)!

发表评论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