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靖:村庄在文化意义上的死亡——对当下“城市化或城镇化进程”的人类学反思

村庄之于中国,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村庄中国”是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美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并非要否定地球上其他地方存在村庄)。换言之,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乃在于她有大量村庄的存在,而这些村庄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及其历史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

透过这个载体,我们能够寻找到农人的生计方式、精神信仰,乃至他们的宇宙观念。看上去,村庄土地上的河流汪塘、树木庄稼等都是些大自然的景观,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农人把自己的情感、信仰、希望、知识等编织进去的一幅幅画卷。至于村落规划布局、民居建筑、道路桥梁、亲属制度、婚丧嫁娶、生育制度、乡村组织、宗教信仰、服饰饮食、集市贸易、节日庆典、方言俗语、民间艺术和精神娱乐等各种有形无形的“人造物”,无不是文化。有时候,我们还会透过农民的行为、仪式等看到大传统的烙印,比如儒释道的哲学观念与思想、传统帝国的种种规定等等。总之,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 “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理论视角审视,乡村世界里面既有属于小传统的文化内容,也有以往大传统的文化栖存;既刻写着我们的过去,也包孕着我们的未来。

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涌入中国,无不惊讶于我们到处存在的村落,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描述、记录、拍摄和研究。他们大抵把村庄等同于中国。其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同时,村庄也是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一种被现代化疏离后的情感慰藉和附着。伴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行,传统村落社区或村落共同体正在走向解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迁。自小浸淫在村庄氛围中的我们为了讨生活,当然也是为了追逐心中的梦想,于是步入了城市。也许最初城市给我们带来新鲜、刺激与兴奋,但久而久之,却发现城市其实是一种远离自然并与人性相背离的生活场所。现代化的步伐越快,人们越想逃离城市。于是,我们寻找各种借口,以多样的方式返归故里,走进自然,去乡村旅行,甚至干脆有些人在乡下购房或租房而居。近些年来,国内涌动的乡村旅游热潮,或者在城市里进行绿化以享“卧游之趣”,其实就是对这种自然与传统乡村情感纠结的一种集体反映。不妨视作杜尔干(É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一种集体表象,或对失落的集体记忆的集体寻觅运动。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现代城市化运动的一种象征性反叛。

总之,村庄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方式,是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库。

受现代化诱导的村落社区或村落共同体之变迁,一般来说,是一个渐变的社会文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人文意蕴或村落精神,也许会逐渐被抽离,村庄最终被演变为一具文化的躯壳(我并非主张村庄静止不动,或者认为,变化了的村庄就不再是村庄)。当然,有些传统村落文化因子会得到传承与升华,而新的因素会得到添加,村庄也由此成为“新农村”。这样的过程大部分是农人主动追求的,而且预留了一个文化变迁的适应期。因而,这样的方式不论怎样变,村庄依旧是村庄,因为它体现了对人性及传统的最大尊重与关怀。这才是富有人文意义上的乡村发展。乡村“科学发展观”应该在此方面着陆,或获得落实。

但是近年来,我对中国村庄变迁的观察感受是:村庄正在遭受破坏,甚至正在走向死亡,部分村落已经形神俱灭。这样的“文化悲剧”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或正在实施小城镇改造的地理范围之内。

从世界各国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看,有的是重点发展大城市,有的是重点发展中等城市,也有的是以小城镇社区建设为重点。但在中国就当下形式而言,却呈现出大、中、小“并举发展”的格局。

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往往扮演着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等角色。诚然,城市化运动会给我们带来种种好处,引发许多良性变迁。但是,如果视城市生活为人类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把乡村生活看作贫穷、落后、不文明的同义语,目乡村文明为城市文明的对立面、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总之,把城市化运动建立在消灭乡村这一逻辑预设基础上,这绝非“科学发展观”,恰恰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的、粗暴的进化论观念在作怪。任何一种文化样式,都是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基础设施”,是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不存在优劣与高低,发挥功能才是最好。从外部看起来很好的文化被引入以后,未必就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好的文化”也是特定场景中的产物,有其特定的适存环境。否则,在乡村推行城市化运动就演变成了外部意志对乡村世界的“强奸”,而乡村也失去了自我解释和定义的能为。

其实,从城市的出现和功能来看,城市是为乡村而设的。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市场层级模型理论认为,每6个村庄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集市,而若干这样的标准集市联结聚绕在一个中间市镇周围,并与中间市镇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样的逻辑,若干个中间市镇最后发育出一个中心市镇结构,若干个中心市镇结构发育出一个地方城市,若干个地方城市发育出较大城市,若干较大城市发育出地区城市,若干地区城市发育出地区都会,而若干个地区都会最终型构出中国的几个中心都会(参阅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施坚雅看来,中国的村庄是不能自足的,必须依赖于村落之外的市场层级网络而存在,是整个市场层级网络的一部分而处于最底线。那么,反过来说,市镇之存在也全因为乡村的原因,就像市镇构成的网络层级将无数散落的村庄结构在一起一样,无数村庄也在“供养”着市镇。具体来说就是,乡村所生产的东西要通过一级一级地市场走向外面,外面所产的而乡村所匮乏的必要生产生活资料又依赖于这个网络,从外部一级一级地进来。我们在施坚雅的研究报告里看到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的,在功能上是相互补充的。这种良序城乡结构网络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积累与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智慧的长期摸索,并非随意人为安排的。一旦改变,必将引发系列生态、社会与文化危机,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

从文化相对论视角出发,城市并不比村庄显现出多少优越性,可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往城里挤,并向往城市生活呢?这与我们国家对城市和乡村资源的配置有关。相比较来说,城市里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好的教育资源和个人事业发展机遇,更好的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等,从而也带来了更加体面的人生。因而,城里人比乡下人拥有更多的实际性个象征性生存资本,大城市人比小城市人拥有更多象征资本,而全天下北京人和上海人拥有的象征资本最多。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去不了北京和上海,就去省会城市或沿海开放都市,去不了省会城市或沿海开放都市就到地级城市,去不了地级城市就到小县城,去不了小县城就进乡镇,进不了乡镇只好憋屈在村子里了。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人为配置的结果。这与我国长期采取的城乡二元体制发展模式有关,也与市场经济氛围中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有关。计划经济时代,以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确保城市和工业发展,乡村沦为配角,并备受“盘剥”:主要体现为政府公共权力的干预和配置。市场经济时代,公权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市场规则开始发挥作用,而城市主导和引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乡村与城市并不是处于同样的竞争起跑线上。最近30年来,城市中的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定义了中国现代化的某些运转和发展规则,而这些规则首先会倾向城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当代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寻求生计的主要原因,也由此吸引了乡村最优秀的人才通过大学教育制度等框架一拨拨地告别村庄,选择城市人生。乡村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动力。

城乡二元体制下,借助公权力的干预和调节,城市与乡村保持交流,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并未损害村庄,城市与村庄依然保持各自的边界。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商贸和引进外资不足以应付财政困局、逐年加码的GDP考核和国家税收的情况下,即在发展地方经济“无招”的情景下,开始逐渐走向城市化发展的“土地财政”道路。于是在“城乡一体化”、“取消农民户籍制度”、“旧城改造”和“社区建设”等看起来是给农民送蛋糕的名义声中,流失走了城市近郊的农民土地。这是种种外在于村庄的资本对农民生存资源的一种“谋夺”。

大、中、小城市扩张,导致的只是部分郊区乡村的消失。真正大规模的村庄死亡却正发生在“小城镇建设试点运动”和“村庄并居”中。许多地方本来是乡镇政府所在地,但现在信誓旦旦地要把它扩建成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这些人口到哪里去“招徕”?基本上就是把本乡镇的农民转移过来。尝到“土地财政”好处的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掩饰下来从事小城镇开发建设,但其真正的动机却是把农民“说服”并集中到小城镇上居住,以拿到大量待开发土地为目的,然后出售。这样的开发,谁将是最大受益人?显然不是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乡民,似乎中央财政也算不上最大受益者。从我国已有的新闻报道甚至可以发现:个别腐败的地方官员、村干部借机与开放商饱中私囊。表面上看,他们的行动符合国家的政策或修辞话语,实际上打着国家的旗号而背离了中央“小城镇建设”的良好意图。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轰鸣的铲车正把许多村庄夷为平地,成批农民正被“赶上”或将要“赶上”高高的楼房。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放弃数千年来的村庄生活方式,加之上文所说的开发后的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农民抗拒拆迁。于是前几年出现了太原市晋源区孟福贵被殴致死的事件,也产生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在听到潍坊市自己的家被拆除后而发出“推土机推不出和谐社会”的慨叹与呐喊,但更多的是没有声音传播途径的广大乡民的“郁闷”。

而最近媒体(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周群峰文)又曝出山东多地拆迁并村问题,还包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会议的消息。这些情况最近引起了中国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比如武汉大学社会学家贺雪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等,他们大都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值得整个中国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关注与思考。

自去年以来,笔者又在山东省一些地区开展乡村调查,发现多个城市周围许多村庄的墓地被整体性地搬迁到蒙山及其支脉的群山之中。比如,临沂市西部的艾山、临沂市北部的茶山等。成片成片的村落集体墓地严重地破坏了山体及原有的林区生态环境。这些墓地是否经过了国家自然资源部规划与批准,哪怕报备?如果没有规划批准,是否属于另类“违建”?这与秦岭别墅有本质区别吗?魂归故里,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遵守的民俗信仰习惯。突然间把祖先的尸骨迁葬到距离村庄几十里外的山里去,且不说给当地农民每年岁时节日忌日祭拜祖先和亲人带来不便,也给生者尤其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焦虑。如果管理稍加不慎或跟不上,还可能因上坟而引起大规模的山林着火。建议当地政府沿袭过去“公墓林”办法:每个村庄不妨保留20至50亩不等的土地作集体墓地,就近埋葬且祭拜祖先与亲人,然后实施绿化,变成生态绿化林。也就是说,将公墓林制度与生态林制度相结合。如果每个村子都有这么一片生态公墓林,那是十分可观的,必将很好地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当地推行的异地埋葬、迁葬的新举措,实际上是切断了中国基层乡村的历史连续性。让祖先埋葬在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而就近祭拜和奠念自己的祖先与亲人,不是个迷信问题,根本上是亲属关系、亲属关怀的问题,是中华孝道文明的一部分。

目前,有些地方旧的村庄拆迁合并了,但新建的社区并不是村庄模样,亦无村庄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城市社区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村庄拆迁、合并入住新社区,是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名义下进行的。

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一些地区,所有村庄的名字都被改换成了“XX社区”。其实,千差万别的村庄名称包含着每个村庄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林林总总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及博大精深。现在统一改称“社区”,显得非常单调。按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理解,所谓“社区”,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一定的地理边界与范围,二是有一定的人口,三是这些人口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与生活。这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诸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所理解和表述的,但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民和地方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把历史没被拆迁的村庄仍叫村庄,但把拆迁建设起来的高楼大厦片区叫做“社区”,入住改造的、类城市化的片区叫做“上社区”,这令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愕然与晕懵:“社区”概念何以被理解和实践成这个样子?

有些地区,连片的村庄,每一户人家房屋外墙和院墙外体均被涂抹成了黄色,掩盖了村庄原有的自然美学趣味、民俗趣味和人文趣味。自然的石块有着丰富的天然纹理、色彩和奇奇怪怪的各种造型,现在一律叫黄色给遮盖住了。同样被黄色涂料遮盖住的还有农民砌墙的各种技巧、智慧、墙体造型和乡土的美学观念。这些乡土的建筑技术、建筑文化与乡村的各种自然元素,如大山、河流、树木、水井、石碾、土地的高高低低等密切搭配,和谐共存。相反,通体的黄色叫人觉得单调,乏味,甚至紧张。

对于那些被拆迁的村子来说,村庄在文化意义上死亡了。对于那些待拆或没被拆的村子而言,也在部分地失去原有的民俗文化味道和乡土审美价值,因而趋于部分的文化死亡。本文开头说过,村庄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文明的重要载体。当村庄历史被终结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挂靠或寄存在哪里?眼下的乡村改造、变迁与发展是否与近年来国家推动的文化遗产保护有些相悖论?我们如何在文化身份上与欧美社会相区别?西方人不废一枪一弹就看到了我们的乡村演变成了他们城市社区的样子,这不正是西方所期待的吗?除了村庄在文化层面上死亡外,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死亡又“死亡”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该如何对今日这段叙事此作出评价?

对村庄的拆解,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自虐。

救救村庄!

附记:此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日第六版“前沿”,此次网络发表进行了适度改写和增添!我真心喜欢并呼唤“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倡议中国乡村的建设要有历史感和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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