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中国必须避免对美产生误判

作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 | 新加坡《联合早报》

郑永年教授

自从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因为其被美国学者称之为“民粹权威主义”的政治风格,美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和媒体从来就没有看好过他。特朗普内政外交的所有方面,几乎和美国传统背道而驰,美国内政外交乱象因此而生。在美国内部,美国衰落的声音不绝。很多人相信特朗普不仅没有如他所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恰恰相反,特朗普加速着美国的衰败。美国也不乏有人开始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视为“失败国家”。在外部,特朗普的美国也不被看好。在这次冠状病毒危机中,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向美国求援,这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100多年以来的首次。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知道美国发生了方向性错误,但或许是由于“恐惧”特朗普,或许是因为感到无能无助,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试图公开提醒特朗普或者美国。中国社会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很多人担心特朗普的非理性和不可预测性,尤其是特朗普眼下面临不利选情的情况下会如何行为。是否会向外转移矛盾,而把“中国牌”打到极致?是否继续升级中美之间早已经展开的冷战?是否在南海和台湾等中国核心利益上挑战中国,甚至发动战争?更多的人则表现出轻美情绪,他们相信美国已经衰落,甚至相信美国因为治理失败而已经成为“失败国家”。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美国的衰败视为中国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美国而代之”,不惜在任何问题上与美国公开对决。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无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如何,中国的继续崛起不可阻挡。但如果人们跟随美国国内的一些观点,也以为美国衰败了,或者以为美国会解体,而可以在国际上“取代”美国,就会犯极大的战略错误。其他国家可以错误地理解美国,中国则不可以。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为其头号“敌人”,中国对美国的估计必须实事求是,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美国内部矛盾对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必须作理性的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的反映。在内部,今天的美国面临着几大矛盾。第一,种族矛盾,主要表现为BLM(黑命贵)运动。其他种族的运动也存在,但被黑人运动所淹没。第二,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巨大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差异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美国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也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急剧缩小,中产阶级社会演变成为“富豪社会”。第三,意识形态极端化,主要表现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演变成激进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妥协性。第四,政治利益矛盾,表现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两党之间的矛盾,光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很难说清楚,政治人物自私自利走向极端,他(她)们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已经公开化,不可调和。所有这些矛盾导致了美国治理制度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说的治理失败。而治理失败的关键在于政党制度的失效。西方自近代以来,政党是组织国家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手段。尤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政党政治而转化成为国家政策来最终得到解决。但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互相对立和否决的情况下,有效的治理无从谈起。对美形势误判的后果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发和对华实行全面打压政策,这两者混合在一起,足以促成一部分人对美国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预见,就会很难避免陷入美国所设定的对华政策议程。因此,要制定有效的对美政策,人们需要对美国的现状,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做理性的分析。至少如下几点是需要有认知的。第一,美国现在面临的是由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治理危机,但并非是总体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宪法,宪法体现为一种精神。美国被视为第一个“新国家”,它建国之初,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把当时为止的人类最优质的制度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国家尽管很年轻,但确实是一个文明类型国家,即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开放的,面向未来,宪法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修正。历史上,美国既有伟大的领袖,但也不乏庸人,犯错和纠错并存。第二,美国的制度空间足够大,或者“制度笼子”足够大,来容纳社会运动。社会抗议和反叛本来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部分,制度设计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今天勃兴的黑人运动,使得一些人怀疑美国的制度是否会倒塌,“制度笼子”会不会被打破。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第三,保守主义的反弹。今天的社会运动是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产物,是符合自由主义发展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会沿着激进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相反,激进自由主义也在导致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第四,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的自治性是西方近代以来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制度创新。随着资本的崛起,资本追求独立自主,以免受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冲击。近代以来西方的制度是资本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资本的安全。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迄今并没有大的变化。第五,经验地看,每次危机都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但每次危机之后,美国的硬力量不仅很少受到影响,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今天,并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美国的硬实力在衰落。再者,硬力量的存在和上升,反过来会助力美国在危机之后恢复软力量。结论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些基本事实,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第二,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第四,美国内部的“衰落论”主要是美国人的深刻危机感所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就中美关系来说,结论也是清晰的。第一,两国紧张关系是结构决定的,即中国已经崛起到被美国视为真实威胁的程度。第二,美国可以围堵中国,围堵也可以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遏制不了中国的继续崛起。第三,中美两国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中国也取代不了美国。第四,中美两国的问题是共存问题。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会和美国的共存,应当是人们思维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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