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场决定知识分子的走向 民国文人的两条生死路

伯陵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政治立场决定知识分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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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刷了30集《觉醒年代》,看完只有一个感受,终于有讲究的正剧了。再看一眼豆瓣评分,高达9.0,评分这么高的正剧不多见。

 

如果大家剧荒,强烈建议刷这部剧。

 

《觉醒年代》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说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久后改名为《新青年》,专门宣传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自此拉开帷幕。

 

由于文章辛辣,敢喷人所不敢喷,很快吸引了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新青年》,也愿意在杂志上发表观点,于是《新青年》有了非常优质的作者团: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鲁迅......毛泽东也深受影响,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

 

《新青年》聚集了百年前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因为年轻人的奋进,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新中国的开端,那么《新青年》就是“五四运动”的起源。

 

然而在“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的作者们开始分化,慢慢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走上左翼的革命道路,要彻底掀翻旧社会,重新打造新的中国。

 

胡适从才华横溢的青年,沦为贪生怕死的国府狗腿子,属于极右了。

 

钱玄同和刘半农很早去世,沈尹默和高一涵成就不大,暂且不去说。

 

《新青年》作者团的分道扬镳,其实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可能有人要说,国共争雄,知识分子肯定要站队。这只是最表面的原因。因为即便是站队,往往也不是个人能决定的,其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逻辑。

 

而这些逻辑,也决定了他们在49年的命运。

 

今天借《觉醒年代》聊一下,有没有看过剧不重要,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常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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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知识分子的基础,便是政治立场。他们以后向何处去,往往是政治立场决定的。

 

《觉醒年代》里,毛泽东和邵飘萍有段对话,说的是如何做好新闻记者。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

 

所谓立场,只能是政治立场。

 

简而言之,毛泽东的意思是讲政治,这也是他一辈子坚持的原则。

 

从青年时代的新闻追求,到创立根据地的政策理论,再到建国后的“政治挂帅”,都有浓厚的毛泽东“讲政治”风格。

 

曾经有段时间把“政治挂帅”批臭了,有些人说政治就是政治,永远不要插手文化和经济,要让文化和经济自由发展,政治统领一切就变味了。

 

但不讲政治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政治立场,知识分子可以给贫苦人民说话,也可以给美帝和资本家摇旗呐喊,经济可以实业报国,也可以垄断行业聚敛财富,总之就是没有政治立场,任何事情都没有参考的标准,结果就是群魔乱舞。

 

可见政治才是一切事情的源头,它提供的立场,给了人们价值标杆。

 

有了政治立场,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能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

 

比如知识分子信仰了共产主义,就有了左派立场,写文章引导舆论的时候,自然会给贫苦人民说话,而不是给资本家的剥削唱赞歌。

 

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立场鲜明的知识分子,基本都站在共产党一边,以解救贫苦人民为终生事业。

 

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有信誉的问题。

 

我们说起百年老店,首先想到的是不卖假货、不欺诈等等,这些都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信誉,只要中间出一次错误,招牌就砸了。

 

知识分子也一样,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哪怕现在做不到,将来也必须去做。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许下的诺言。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等知识分子,说要解救贫苦人民,便真的去做了。有的写文章搞理论,有的专喷黑暗面,有的组织军队去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反过来加深了自己的信誉,最终形成吸虹效应,事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所以在民国时期,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特别强。

 

而以胡适为首的一些人,是不讲政治的。

 

在北大的时候,胡适经常说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且在文章里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言外之意就是,学术和政治要分开。

 

猛一看非常有道理,于是吸引了不少粉丝,前些年胡适都被说成民国圣人了。

 

但是有个问题,做学术研究问题,不就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嘛,要解决现实困难,必然要选择政治立场,才能决定从哪方面入手。

 

政治立场站在人民还是权贵,区别可大了。

 

而且胡适们希望全盘照搬美国,标榜民主自由科学,但民主自由和科学,哪个不是政治?这方面的学问,根本不可能和政治脱离关系。

 

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也有政治立场

 

如果偏向人民的民主自由,就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不愿意。如果偏向资本家和权贵的民主自由,又违背了他们改变中国的心意。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到处标榜自己是“独立知识分子”,导致胡适这些人的表现非常拧巴。

 

既然不想有政治立场,只想做学问,那么避开政治之后的学问,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呢?

 

无非是寻章摘句的酸秀才而已。

 

没有政治立场便没有成绩,信誉也破产了,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于是,胡适这些人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键盘侠,除了“自由主义者”的头衔以外,什么都没有。

 

知识分子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只能沦为反动政权的附庸和狗腿子

 

有没有政治立场,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道分水岭。

 

 

 

 

3

民国知识分子的第二道分水岭,和他们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1922年,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政治主张》。说好的不谈政治,还是忍不住谈上了,可见他是真的拧巴。

 

胡适在文章里提出“好人政府”的观点,也就是政府要管事情,但必须由社会上的“好人”做官,领导政府管理国家。

 

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会觉得“好人政府”的观点很荒谬。

 

什么是好人,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在社会上选出好人?完全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嘛。

 

既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那么谁是可以做官的好人,唯一的标准就是大众的评价。

 

谁能得到大众的好评?

 

要么是地方豪族,要么是社会名流,反正不可能是工农群众,甚至连小知识分子都没机会。

 

这种“好人政府”的论调,其实就是翻版的九品中正制,而且和儒家士大夫的“明君贤臣”一脉相承

 

可是想改变20世纪的中国,哪里是好人和明君贤臣能做到的,如果真有用的话,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早就成功了,还有胡适唱高调的机会?

 

胡适主张“好人政府”,不是蠢就是坏。

 

不过胡适有美国博士学位,说他太蠢也不至于,那他为什么要主张“明君贤臣”和“好人政府”呢?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从古至今的政府,也是给知识分子准备的。

胡适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天然就认为自己是国家领导阶层,开启民智指明方向是自己的天职。

 

换句话说,和清朝一脉相承的民国政府,永远是胡适等名流的后花园,想怎么玩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既然如此,共产党彻底改造中国的理论,岂不是砸自己的饭碗?

 

他们肯定不会选择左派立场了。

 

所以胡适在抨击三纲五常的时候,又在标榜明君贤臣,无非是要维护知识分子的优势地位。

 

有改变中国的理想,偏偏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改良、完善的旧套路里转圈。

 

可要是改良真的有用,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呀。

 

于是他们在注定失败的旧套路里,撞得头破血流,失望之余,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外国,希望外国带着他们走出苦海。

 

这是什么?

 

文化买办啊。

 

更多的民国大师则亲自说明,什么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比如《亮剑》里的田墨轩,一辈子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等新中国成立了,又出来念叨什么民权、民主之类的话。

 

总而言之,这些民国知识分子身处乱世,又有知识和地位,却没有在改造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实践过

 

而在胡适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共产党对“好人政府”很不满意,推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直接指着胡适的鼻子骂:

 

“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好政府吗?北京不过是走了一个徐世昌,你们就开心的不行,根据历史经验,你们就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

 

就差向胡适吐唾沫了。

 

他们要彻底推翻旧中国的一切,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另起炉灶,所以不可能接受任何改良、明君贤臣之类的东西。

 

左派的政治立场,也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实践操作。

 

先是用《新青年》宣传理论,然后是“五四运动”动员学生青年,紧接着便是工人运动、和国民党合作北伐,最后在南昌举起武装起义的大旗。

 

鲁迅等左派知识分子用笔战斗,写出一系列优秀文章,属于另一条战线上的战士。

 

不管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用笔战斗的战士,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每天都能让中国进步一点点。

 

到了1930年,毛泽东经过多年实践,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开篇第一句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他在文章里说: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随后毛泽东讲了调查的技术,包括调查什么人、开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

 

事无巨细,安排的明明白白。

 

10年前胡适号召学生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并且实地考察中国需要什么,却由于脱不开历史包袱和个人利益,什么事都没做成。

 

10年前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反而因为坚定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个人利益的勇气,和无数知识分子走上解决中国问题的路。

 

从这点来说,民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的分歧,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民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在40年代后期形成国共争雄的局面。

 

那些只谈学术不谈政治的、崇洋媚外的、没节操的知识分子,都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做一个合格的花瓶,以及万年国大的举手机器。

 

稍微有些理想,愿意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牺牲的,则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4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8块钱。

 

他在借书的知识分子中,认出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其中就有胡适,特别想上去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

 

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湖南土话。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毛泽东对胡适等人,有一种仰视的心态,直到18年后和斯诺说起,依然是一肚子怨气。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说起胡适,态度完全改变了:

 

胡适这个人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

 

言外之意,除了新文化运动,胡适的其他方面......也就那么回事吧。

 

原本大家都是相同的起点。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几十年努力亲自创建了一个政权,挽救了国家,也实现了曾经吹过的牛逼。

 

虽然很多人牺牲了,但活着的人有足够的理由骄傲。

 

再看胡适为首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十年的时间一事无成,甚至沦为反动政权的狗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

 

偶尔说几句好听的话,给他们留足面子,有机会的话继续做一个花瓶就行了,不能再要求更多。

 

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两个道理:

 

政治挂帅其实是没问题的

跟定主义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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