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还是魔鬼:索罗斯的两张面孔

 

在量子基金与索罗斯一起工作了12年的德鲁肯米勒说,他对工作职业毫不掺杂情感因素。“这在我们这一行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性格。”

 

但索罗斯断然和全盘否认了关于自己在情感方面的自控能力的传言,他认为自己非常情绪化,“和市场一样喜怒无常……我是一个躁狂抑郁的人。”与德鲁肯米勒的评价相反,索罗斯将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对于人类认知偶然性的哲学观点。他的儿子罗伯特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加直露:我父亲坐那里,用各种理论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会那样做,但我得告诉你,这些话至少有一半是胡扯。他仓位变化完全是因为背痛在折磨他,如果他感觉背部痉挛,那就是提前警告的信号。

 

对某些人士来说,这意味着索罗斯的决策其实是理论和动物直觉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对索罗斯自己来说,最值得渴望的——比金钱、比他的基金会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财富。年轻时,他想成为一名学者,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他把“反身性”理论形容为“我的主要兴趣”。然而,即使在索罗斯通过其基金和基金会在金融和社会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他还是为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深感挫败。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败哲学家自传”,还有一次,他将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取名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

 

也许我们更应该同意拉里·萨默斯的客气而公允的评价:“‘反身性’是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科学众多现有思想流派紧密相联的思想概念。但没有人像乔治那样有效地运用哲学概念先赚钱,然后改变世界。”另一位评论者则认为,“‘反身性’理论并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它告诉你的是要密切注意变局时刻。“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索罗斯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是的,他是个金融资本家,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金字塔顶端,他是这种制度下的成功者,利用这种制度(及其缺陷)赚了许多钱。但是,他不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相反,他是它不遗余力的批判者,并一直都在致力于改变它。这至少说明了,人的观念并不总是他“阶级利益”的投射。

 

2009年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美国版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采访时,索罗斯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我想这和人类状况有关……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首发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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