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争夺战”呈现社运新特点︱智谷趋势

 

 

 

◎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严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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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四川邻水县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关注。据报道,为了抗议城际铁路改道,上万名邻水民众手持横幅上街游行,要求规划中的“川渝铁路”由在广安设站改为在邻水设站。

本次邻水事件声势浩大,与以往征地或PX等群体性事件相比,存在诸多特殊之处:

民间发起游行的呼吁几乎公开化,当地政府未加阻挠,等同默许乃至鼓励;民众控诉的对象不是当地官员,而是上一级政府乃至中央部委;政府的事后通告不忘谴责违法人员,但总体言辞克制,甚至暗含“同情之理解”。

与邻水相似的高铁争夺战,这两年在多地上演。“高铁社运”与以往群体性事件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民众与当地政府存在利益一致,是默契者而非对抗者,并由这个最大特点进而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社运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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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一个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改变,有目共睹。不仅便利民生,还能快速出政绩,因此当地官员和民众在争取高铁项目上高度一致。

智谷趋势梳理了近几年围绕高铁发生的“保路运动”。从公开的报道来看,2009年至今,至少有10个地方卷入了高铁争夺战:

2009年湖南邵阳VS娄底(沪昆高铁);

2009年湖北十堰VS襄阳(郑万高铁);

2014年河南邓州VS新野(郑万高铁);

2015年湖北荆州VS荆门(沪汉蓉高铁);

2015年邻水VS广安(川渝铁路)。

一共涉及5个省份和4条铁路线。

每一次高铁争夺战,都会掀起一次“保路运动”:地方一把手拜会发改委,民间组织积极活动;官方媒体低调助阵,网上论坛争论不休;广场签名动辄上万,上街游行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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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社运”的一些新表现有:

(1)民众上街,政府未阻挠

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民众上街游行往往是极其敏感而被严加禁止的。然而在“保路运动”中,民众可以相对无碍地上街表达诉求。

在邻水的“保路运动”中,呼吁市民“上街”的宣传俨然处于半公开的程度,地方政府不可能不知情,但并未强力禁止,而只是在当天提前部署警力防范失序。

2009年,湖南的娄底新化和邵阳爆发“高铁争夺战”。新化成立了“护路联盟”,并在当地的天华广场发起万人签名活动:许多新化群众站在横幅前,手持高音喇叭,对着人群高喊护路口号,“我们将誓死捍卫沪昆高铁。”

此外,在邓州VS新野、荆门VS荆州等高铁争夺战中皆可见民众大规模占领公共空间,形成民意集体发声的图景。

对于民意的浩荡出场,当地政府皆保持了沉默,其态度不言而喻。

(2)官方媒体给予报道

民间发起“保路运动”,官方媒体给予报道,地方政府的微妙态度隐含其中。

2009年元旦,湖南娄底护路联盟志愿者在当地广场发起万人签名活动。随后,娄底市人大代表李红育将护路签名横幅在市两会上展示,娄底电视台《娄底零距离》进行了报道。

娄底的竞争对手邵阳也不甘示弱。在娄底发起“万人签名”十天后,邵阳同样发起了街头签名,160米的横幅上一天内收集了5万个签名。《邵阳日报》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官媒出场报道,其意义在于,官方正式认可民间“保路运动”的正当性,并调用体制内宣传资源给予支持。这

(3)民意与官员默契互动

高铁站设在何处,话语权掌握在中央部门(如发改委和铁路总公司)和省级政府手上。地方要打赢“高铁争夺战”,地方官既要通过体制内常规渠道向上级游说,也要借助激荡的民意增加筹码。由此,地方政府和民间形成默契互动的关系。

当湖南邵阳在与邻市娄底竞争处于下风时,邵阳民间发起“保路活动”,向湖南省领导递交公开信,直陈:“邵阳现在虽然经济落后,但不构成被抛弃的理由!”;另一方面,邵阳官员在“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的民意压力下,“通宵达旦撰写文件、整编材料”,并向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请求照顾邵阳的利益。

为了争夺“沪汉蓉高铁”,荆州企业家自发成立了非盈利社团组织——长江创业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签名活动;其竞争对手荆门不仅发放活动倡议书“没有高铁成为每一个荆门人心中难以名状的痛”,还制作《荆门梦,高铁梦》的宣传片。

虽然湖北省政府明确要求两地政府把声音“压下去”,但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当地政府其实都在私底下活动,积极争取在本地设高铁站。

官员要政绩,民众要实惠,目标一致使得在官民罕见地处于同一阵营,体制内与体制外联合,向相邻城市施压,向省级政府乃至国家发改委、铁路总公司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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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是西方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常备剧目”是社会运动的核心要素之一,“常备剧目”包括“为特定政治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

对比民间“保路运动”与以往闹得沸沸扬扬的PX项目抗议事件,可以看到,两类运动的“常备剧目”其实大同小异,真正的区别在于民间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PX项目的抗议者眼中,地方政府是PX项目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而自己是利益受损者;但在“高铁争夺战”中,民众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同仇敌忾的对象是相邻城市。

“要政绩”与“利民生”在很多时候是冲突的,而高铁在这一点上两者诉求一致。

这种根本的差异,也直接反映在民间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上。此前,地方民众抗议PX项目是典型的“抗争性政治”,民众的既针对企业,也针对当地政府,比如“保卫厦门,拒绝污染”、“福佳大化、滚出大连”、“求真相”、“XX下台”……

纵观近年的“保路运动”,民众喊出的口号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诉求:要高铁,要发展。比如,邻水人打出“要发展,要致富,邻水人民要铁路”的横幅;荆门人的活动倡议书写的是“荆门市成为了全湖北省唯一不通高铁、动车的地级市,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没有高铁成为每一个荆门人心中难以名状的痛!”;荆州商会向市民如此倡议:“没有高铁,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

“高铁争夺战”有两条战线,一条是体制内的游说渠道,另一条是官方管控下的民间运动,在“要发展、要致富”的共同旗帜下,官民合作实属必然。

但这种联盟也是有界限的。正如邻水事件所显示的,当民间行动走向失控,突破“维稳”的底线时,地方政府面临过高风险,往往会选择强力压制。邻水事件凸显了民间行动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这或许会加剧其他当地政府对民间行动的不信任感,加大以后“保路运动”中官民合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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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中国多是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而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缺乏生长的土壤。在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国家处于绝对的强势,直至今天,“社会运动”仍是较为敏感的公共议题。

当下的“保路运动”具有社会运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算是严格的“社会运动”,相反,它是“社会运动”在特殊国情下的变异,是地方政府参与决策的民意筹码,根本上还是受到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掌控。

根据社会学家赵鼎新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社会抗争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民粹主义抬头的倾向。

与以往“拒绝PX”、“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反应型抗争不同,“保路运动”不是在拒绝,而是在索要——要高铁、要致富,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民粹主义色彩也若隐若现,以至于有人警告:别让“高铁争夺战”凌驾于科学决策之上。

比如河南邓州、新野的高铁争夺战,最后结果河南省推出在邓州、新野中间设邓州东站方案,该站距邓州市区16公里,距新野城区仅有14公里,兼顾邓州新野两地。这个折衷方案在专家看来不符合经济性。

湖南娄度邵阳的争夺战,最后也是以两地都设站作为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由民间发起的“保路运动”看似主动,其实它反映的恰恰是民众被排斥在公共决策之外的被动。

两年前,英国斯托克居民因第二高铁项目路线设计未经所在地区而不满,居民便向斯托克地方议会发起请愿,地方议会全票同意了居民请愿。英国议会中斯托克选区的代表于是利用一切机会在议会讨论中推销高铁经过斯托克的方案。因为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对高铁路线有异议的斯托克居民可以用更文明、更公平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保路运动”调动了民间力量,或许能以民意的喷发扭转高铁线路设计,但受制于旧有的决策架构,它很脆弱,也无法为公共决策民主化开拓新方向。

 


 

 

决策者的首席趋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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