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资产撤离真相:儿子不擅政商关系?

从图3可看出,这10年间“长和系”股价在扣除大市变动后赢取了正向回报,至2013年10月,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00001.HK)的月累计异常回报率分别为21.78%和39.24%。这表示,近10年的一系列资本运作、资产转移对“长和系”的价值有正面贡献。例如,2005年6月出售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两成权益和中原-国际货柜码头一成权益后,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的股价超额收益率均超过3%;2010年10月收购英国电网为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均带来超过2.8%的超额收益率。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长和系”这一系列海外资本运作的价值效果,我们对这些资产并购、处置事件的市场效应进行量化—计算事件首度公开披露日前后15日调整大市变动后和记黄埔的日累计股票异常回报率。过去10年间李嘉诚家族的资本运作,从所有样本事件平均的日累计异常回报率来看是成功的,平均每次并购出售为和黄带来1%的额外价值(图4)。进一步对比各地区的平均累计异常回报率时,在除香港地区以外的发达市场,长和系的资本运作获得了最高的累计异常回报率,如重金砸入的英国市场平均每次并购出售都为和黄带来2%的额外价值。此外,李嘉诚家族在香港的资产运作事件的累计异常回报率超过1%,接近所有事件的回报均值。反观其在新兴市场的资产交易,事件发生后市价折损明显,除中国内地外的发展中地区平均价值损失超过1%,而发生在中国内地的资产交易伴随的公司价值损失更达1.5%。

即使将资产并购和出售事件分开来看,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发达地区买卖资产的异常回报率均超过发展中地区。在不同地区的并购事件中(图5),长和系在发达地区的资产收购平均累计异常回报率是2%,显示这些资产收购对集团有增值的贡献。反观在内地等发展中地区以及中国香港的资产并购却造成集团价值平均超过1%的损失,在中国内地的并购平均价值损失更超过2.5%。在不同地区的出售事件中(图6),香港、发达市场的资产出售都带来近3%正面的市场反应,而在中国内地、发展中地区的出售则带来超过1%负面的市场反应。在发达地区,“长和系”的资产经过长期的经营,业绩良好,出售能沽得好价钱,为股东带来最大收益,因此市场反馈是正面的;发展中地区的资产出售则恰恰相反。

另外,对比李氏家族不同时间段在不同地区市场资产交易事件的价值反应(图7),我们发现无论是早期(2003-2008年)还是近期(2009-2013年),李氏家族在发达地区的资产交易都伴随正面的市值反应,平均达到近2%。而在发展中地区的资产交易,早期伴随平均超过2.5%的市值损失,但是近期却有平均近2%的增值,2013年在上海、广州的资产出售中,“长和系”都成功实现了高抛,财务回报颇为可观。这或许显示李泽钜经过长年海外市场的淬炼,已更有能力接替其父主导全球事业的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10年中,李氏家族在环境透明、法制健全、市场竞争充分的发达地区投资并运营资产,为“长和系”带来了增长和收益,对“长和系”的价值有正面影响;而在需要良好的政商关系、对私有财产保护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地区,“长和系”并没有优势,市场对于“长和系”在这些地区运营资产的长期收益能力不持乐观态度。“长和系”的比较优势在后李嘉诚时代将从政商关系转移到职业化的市场竞争。

“超人”传承的启示

李嘉诚60年前从香港一个塑胶花工厂起家,到今天成为坐拥“长和系”商业帝国的“超人”,靠的是卓越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投资眼光,还有他的人际关系能力和借此构建的政商关系网。李嘉诚清楚他身后最难延续的正是这些特殊的无形资产。他知道他不能海选接班人,但是他可以选择唯一接班人最能做的事业。他也知道接班人最能发挥的事业与市场不会是自己发迹成功的事业和市场。他决定配合儿子政商关系不足但熟悉海外市场体制的既有条件,借开拓海外市场培养儿子的能力,让儿子能在体制较健全的市场发挥能力,借多次的成功取得信心与声誉,成为日后接班的本钱。李嘉诚接班安排的特点就是充分考虑到接班人比较优势的不同,而将资产事业有序转移到接班人熟悉擅长、法制健全的海外市场。相较其他诸多华人商业家族为争夺家产掀起波澜而最终家业破碎,李嘉诚的接班人培养与事业选择是难得的佳例。从他的事业与接班布局中,我们可以得到一项重要启发—比较优势。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了解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才可找到立足之地。接班人总会有优势上的不同,企业的发展也应随之而转变。有些企业家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传承意味着接班人应完全按照现有的模式和父辈的意志来发展企业。事实上,企业的传承并不一定是“照单全收”、“一成不变”,而是在接班人与企业的长期磨合中,发掘接班人与企业契合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这样接班人不仅能在没有父辈光环笼罩的时候使得家业长青,更可使企业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李氏家族的传承中,李泽钜政商关系方面的优势不足,但拥有丰富的海外市场经验。因此,“长和系”逐渐从以关系为基础的发展中市场转向法制健全、竞争透明的海外发达市场,而市场给予的正面反应也说明这个转变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民营企业家在传承中可尽早让准接班人在企业中锻炼,充分了解其比较优势,并据此逐渐转变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发展轨迹。

在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政商关系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壮大至关重要,民企领导人通常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政府周旋、应酬,也会通过与熟悉的关系人进行交易来降低外部交易成本。这对于许多从高中就奔赴英美读书的富二代来说并不那么容易接受。比如,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曾表示,花太多精力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让她倍感头疼。

宗馥莉道出了不少海外留学的民营企业家子女的心声。许多子女已习惯国外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国继承家业,造成民企后继无人;留学归来的子女在家族企业里也许会发现,在学校学的管理理念、商业运作方式在家族企业里起不了那么大效用,多年在海外也导致他们没能建立起国内的政商关系,以至于业务效率低下,交易成本增加。他们或许会想将业务移至法制更健全他们也更熟悉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经营不下去而将家族企业出售。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家族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而言,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营造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推动这些对社会有价值的民营企业在国内继续投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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