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教授:中國必須避免對美產生誤判

作者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來源 | 新加坡《聯合早報》

鄭永年教授

自從特朗普成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以來,因為其被美國學者稱之為「民粹權威主義」的政治風格,美國的傳統政治精英和媒體從來就沒有看好過他。特朗普內政外交的所有方面,幾乎和美國傳統背道而馳,美國內政外交亂象因此而生。在美國內部,美國衰落的聲音不絕。很多人相信特朗普不僅沒有如他所宣稱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恰恰相反,特朗普加速著美國的衰敗。美國也不乏有人開始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視為「失敗國家」。在外部,特朗普的美國也不被看好。在這次冠狀病毒危機中,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在內)向美國求援,這是美國進入世界體系100多年以來的首次。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友,知道美國發生了方向性錯誤,但或許是由於「恐懼」特朗普,或許是因為感到無能無助,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試圖公開提醒特朗普或者美國。中國社會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也表現出複雜的情緒。很多人擔心特朗普的非理性和不可預測性,尤其是特朗普眼下面臨不利選情的情況下會如何行為。是否會向外轉移矛盾,而把「中國牌」打到極致?是否繼續升級中美之間早已經展開的冷戰?是否在南海和台灣等中國核心利益上挑戰中國,甚至發動戰爭?更多的人則表現出輕美情緒,他們相信美國已經衰落,甚至相信美國因為治理失敗而已經成為「失敗國家」。一些人甚至開始把美國的衰敗視為中國的機會,在國際舞台上「取美國而代之」,不惜在任何問題上與美國公開對決。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無論美國的對華政策如何,中國的繼續崛起不可阻擋。但如果人們跟隨美國國內的一些觀點,也以為美國衰敗了,或者以為美國會解體,而可以在國際上「取代」美國,就會犯極大的戰略錯誤。其他國家可以錯誤地理解美國,中國則不可以。因為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其頭號「敵人」,中國對美國的估計必須實事求是,具有足夠的現實主義。理性分析美國內部矛盾對美國所發生的一切,必須作理性的分析。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今天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其內政的反映。在內部,今天的美國面臨著幾大矛盾。第一,種族矛盾,主要表現為BLM(黑命貴)運動。其他種族的運動也存在,但被黑人運動所淹沒。第二,階級矛盾,主要表現為巨大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差異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下,美國二戰後成長起來的,也是美國引以為傲的中產階層急劇縮小,中產階級社會演變成為「富豪社會」。第三,意識形態極端化,主要表現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演變成激進保守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兩者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妥協性。第四,政治利益矛盾,表現為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之間,兩黨之間的矛盾,光用意識形態來解釋很難說清楚,政治人物自私自利走向極端,他(她)們之間的對立和仇視已經公開化,不可調和。所有這些矛盾導致了美國治理制度問題,或者如一些人所說的治理失敗。而治理失敗的關鍵在於政黨制度的失效。西方自近代以來,政黨是組織國家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手段。尤其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要通過政黨政治而轉化成為國家政策來最終得到解決。但在民主與共和兩黨互相對立和否決的情況下,有效的治理無從談起。對美形勢誤判的後果美國內部矛盾的激發和對華實行全面打壓政策,這兩者混合在一起,足以促成一部分人對美國的誤判。這種誤判如果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可以預見,就會很難避免陷入美國所設定的對華政策議程。因此,要制定有效的對美政策,人們需要對美國的現狀,在基本事實的基礎上,做理性的分析。至少如下幾點是需要有認知的。第一,美國現在面臨的是由政治危機所引發的治理危機,但並非是總體政治制度危機。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憲法,憲法體現為一種精神。美國被視為第一個「新國家」,它建國之初,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可以把當時為止的人類最優質的制度要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美國國家儘管很年輕,但確實是一個文明類型國家,即美國代表著西方文明。美國的政治制度是開放的,面向未來,憲法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修正。歷史上,美國既有偉大的領袖,但也不乏庸人,犯錯和糾錯並存。第二,美國的制度空間足夠大,或者「制度籠子」足夠大,來容納社會運動。社會抗議和反叛本來就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內在部分,制度設計已經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今天勃興的黑人運動,使得一些人懷疑美國的制度是否會倒塌,「制度籠子」會不會被打破。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可能性並不大。第三,保守主義的反彈。今天的社會運動是美國激進自由主義的產物,是符合自由主義發展的邏輯,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社會會沿著激進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相反,激進自由主義也在導致保守主義的強烈反彈。第四,經濟與政治的分離。經濟的自治性是西方近代以來最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制度創新。隨著資本的崛起,資本追求獨立自主,以免受政治權力和社會的衝擊。近代以來西方的制度是資本為核心的,各種制度安排都是為了資本的安全。馬克思已經指出了這一點,迄今並沒有大的變化。第五,經驗地看,每次危機都會影響到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力量,但每次危機之後,美國的硬力量不僅很少受到影響,而且會變得更加強大。這背後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上述政治和經濟的分離。今天,並沒有顯著的跡象表明美國的硬實力在衰落。再者,硬力量的存在和上升,反過來會助力美國在危機之後恢復軟力量。結論如果能夠考慮到這些基本事實,也不難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就是與其他國家的發展相比較而言的衰落。如果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較,美國仍然在發展,只是較慢的發展。第二,大國的衰落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國晚清的衰落經歷了很長時間,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軍事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強大的之一。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美國仍然有復興的機會。第三,美國沒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創新等領域,仍然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和美國比擬。第四,美國內部的「衰落論」主要是美國人的深刻危機感所致。美國是一個危機感驅動的社會。和其他國家的國民比較,美國人很少有忍耐性。因為民主、開放、自由,美國人一有苦就叫出來,加上熱衷於報道負面新聞的媒體的大肆渲染,美國社會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機感,而政治人物(因為選票的緣故)不得不回應。不難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國衰落」的聲音,在西方和美國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就中美關係來說,結論也是清晰的。第一,兩國緊張關係是結構決定的,即中國已經崛起到被美國視為真實威脅的程度。第二,美國可以圍堵中國,圍堵也可以對中國產生影響,但遏制不了中國的繼續崛起。第三,中美兩國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美國遏制不了中國,中國也取代不了美國。第四,中美兩國的問題是共存問題。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學會和美國的共存,應當是人們思維的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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