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層宗教泛濫,不是偶然的事情

溫乎曰:

我們要保護弱勢群體,

打擊不受監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

而不是和一種精神信仰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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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法國傳教士拆除天津的崇禧觀,原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隨後網羅天津的地痞惡霸,給教堂做一些不能見人的事。第二年夏天,一場瘟疫在天津蔓延開來,無數人在瘟疫中死去,教堂收養的孤兒也多數患病而死。修女和信徒把死去的孤兒葬在郊外,因為棺材不夠,很多人都暴屍荒野。正好當時發了數起兒童失蹤案件,人們不禁把案件和郊外死童聯繫起來,認為天主教堂就是一切災難的幕後元兇,頓時群情激憤,天津出現一股反天主教的聲音。事情鬧得越來越大,雙方都想要個說法。三口通商大臣完顏崇厚,和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約定,讓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帶著嫌犯武蘭珍去教堂,把兒童失蹤案件和教堂的關係說清楚。雙方聽完武蘭珍的供認,才發現兒童失蹤案和天主教堂沒關係。但是已經晚了。天津人民和法國傳教士,在教堂外爆發大規模武力衝突,法國領事豐大業在回去的路上,遇到正在做群眾工作的知縣劉傑,便以為劉傑在煽動鬧事。豐大業隨即向劉傑開槍,不過他的槍法不準,沒有打死劉傑,只打傷劉傑的一名隨從。洋人在中國槍擊知縣,天津人民更加憤怒了,衝上去打死豐大業,然後衝進教堂殺死10名修女、2名神父、30多名信徒、以及數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和僑民,最後放火燒了天主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這就是清末著名的「天津教案。教案發生之後,法英美俄等7國向朝廷抗議,並且調集軍艦到大沽口武力威脅,而清朝派出曾國藩做代表,商議解決天津教案的善後問題。曾國藩能怎麼辦呢,總不能和法國開戰吧。最終的交涉結果是低頭認慫,曾國藩處死8名鬧事首領人物,充軍流放25人,把張光藻和劉傑發配黑龍江,賠償法國損失50萬兩白銀,並且讓崇厚為代表去法國道歉。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出來,曾國藩被罵的狗血淋頭,事實上他自己心裡都過不去,感覺一輩子的名譽都毀了。心勁沒了,曾國藩第二年也去世了。現在重看「天津教案」,我們的重點不是喪權辱國之類的話,而是可以發現個問題,最早自1870年起,外國宗教已經侵佔中國基層了。天津教案就是標誌性事件。

外國宗教侵佔中國基層,一般有幾個套路:在城鄉建立教堂,做為方圓幾十里的活動據點,以治病、讀書和賜福為名,吸引中國底層人民為信徒,發展宗教勢力。然後在附近買地,僱傭中國農民耕種,用經濟利益綁架農民,讓他們成為教堂勢力的一部分。當教堂壯大到一定程度,便可以自成一股基層勢力,和中國政府分庭抗禮。曾國藩給朝廷上書:「凡教眾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尤其是「天津教案」之後,基本沒人敢招惹教堂,於是底層人民為了尋求庇護,對參加教堂活動非常積極。而沒有入教的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只能結社自保。兩條基層治理結構在中國展開,下一次大規模衝突,便是義和團運動,進一步引起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外國宗教勢力進入大發展時期。到20年代初期,中國新教教會已經有8868所教堂,覆蓋1713個縣中的1457個,信徒近60萬。1949年增長到80萬,其中70%的信徒在農村,40%是文盲。天主教在中國有20個大教區,旗下有129個小教區,信徒從民國初年的100萬,發展到新中國成立前的330萬人,主教大多是外國人,可以和教皇庇護十二世溝通。外國費盡心血傳教,當然不是做慈善,而是想利用中國動蕩的機會,把中國改造成基督國家。神學教授趙紫宸就說了:基督教改造中國,就要學習佛教走基層滲透的路線,除了做慈善事業,還得深入家庭、農村、工廠等地方,發展教育醫療事業,逐漸使中國文化基督化這些本來是政府的工作,如果教會做了,不就在某種程度上替代政府了么?在那個列強侵略中國的年代,宗教,成為軍隊和經濟之外的另一種武器。而且宗教和外國的聯繫非常深。教會運作的資金,起碼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匯款,接受了外國的資金,必然要聽外國的命令。所以在1949年國府敗退之前,梵蒂岡駐華公使黎培理,代表教廷命令中國天主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不能閱讀共產主義的書籍330萬天主教徒直接聽外國命令,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外國宗教在中國發展的同時,中國野生宗教也在茁壯成長。流傳了幾百年的白蓮教、聞香教、大刀會、紅槍會、一貫道等等,趁亂世宣傳入道保平安,甚至以「坐江山」為口號招攬信徒。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有300多種野生宗教,信徒多達1300萬人。其中勢力最大的是「一貫道」,每個省城都有壇口,信徒將近百萬。徐皓峰撰文、李仲軒口述的《逝去的武林》,裡面有個形意拳大師薛顛,此人就是一貫道的山西瓢把子。這些野生宗教,就是臭名昭著的「會道門。」總之在新中國成立的關口上,除了一些老根據地以外,很多地方的基層管理非常混亂,往往是國家政府之外,還有幾個宗教組成的隱型政府。但是很快,國內外宗教迎來死亡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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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北京市政府發出通告,宣布取締一貫道,隨後兩個月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42人,清退道眾近18萬。不過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爆發,國家必須全力以赴支援戰爭,雖然整頓各行業的動作沒停,但力度已經小很多了。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正好土地改革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國家終於騰出手來,重點收拾泛濫的宗教勢力。同年,國家發起「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對那些為非作歹、騙錢騙色的野生宗教,一經發現立即逮捕,首腦人物審判後判刑,普通群眾納入基層政府管理。形意拳大師薛顛,就在這次運動中被擊斃,下場和《霸王別姬》里的袁四爺似的,直接拉出去斃了,但基本沒什麼同情者。到60年代初期,300多種延續幾百年的反動會道門,基本被黨和人民政府滅了,給中國留下一片朗朗乾坤。只有零星的巫婆神漢煙鬼,大隱隱於市,擠在人群里苟且偷生,他們要是不說自己會算卦,你還以為就是個普通大媽呢。這些零散的人,在隨後的大革命中也被揪出來,戴高帽遊街批判,再也翻不起水花來。而且在打擊反動會道門的同時,佛教、道教、舊知識分子也遭到慘重打擊,失去超然的社會地位,被黨和政府管理起來。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國家做這些事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剷除體制外的山頭,確保沒有挑戰國家機器的力量,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政權才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事實上在取締一貫道的時候,民警搜到了準備登基的龍袍......都50年代了還有人想做皇帝,可見反動會道門簡直蠢到家了。二是國家和宗教爭奪人口要是人民都不想工作,每天跑去跳大神,豈不是削弱了國家的動員力?所以新中國不可能和民國一樣,允許國內有信徒千萬的會道門存在,如果他們動不動就起來鬧事,還建設哪門子社會主義?這也是《商君書》里弱民的精髓之一。在打擊國內野生宗教的時候,國家對基督教確定了「三自原則」,也就是自治、自養、自傳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正式成立了「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並且解釋了什麼是三自:自治是讓基督教中國化,聽黨和政府的指導,而不是國外教會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稍有風吹草動就想搞破壞。自養是中國基督教的經濟獨立自主,不能拿國外教會的錢,給國外教會辦事。自傳更好理解,對《聖經》的解讀要原汁原味,不能傳播經過外國篡改的、對中國不利的宗教條文,比如人類是亞當夏娃創造的、白種人最高貴之類的話。可以說,新中國對野生宗教的態度是堅決打擊,對儒釋道和基督則是允許信仰自由,但必須以愛國為前提至此,歷代王朝想禁卻禁不了的各種宗教,被新中國關進籠子里,讓它們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的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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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三十年的運動,不僅體制內的軍政山頭都被削平,體制外的地富反壞右、農村宗族、宗教勢力和舊社會殘餘,也被鏟的一乾二淨。於是,新中國幾乎成了一張白紙。既然舊勢力都清理掉了,那麼填補社會權力的,便是黨和政府機構。儒釋道、會道門和基督對人民的思想佔領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也是前三十年動員力爆棚的根源。因為在每個領域、每個行業、每個地方、每個人,新中國都實現了大一統。我們之前說過,一張白紙的中國可以輕裝上陣,向四個現代化狂奔,不用和民國、印度一樣,受到舊勢力的牽扯。但是反過來說,一旦國家的支柱鬆動,很容易出現沒有備胎的尷尬。進入八十年代,國家對宗教放鬆管制,那些剿滅多年的會道門和基督教,準備捲土重來。而且我們都知道,自八十年代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國人拋棄了。於是尷尬就出現了:在魚龍混雜的舊社會,國外傳來的基督教發展緩慢,是因為中國有儒釋道做信仰,這可是流傳幾千年的正統宗教,四億中國人沒理由不相信。哪怕退而求其次,還有300多種野生宗教可以選擇,比如一貫道、白蓮教什麼的,裡面也有很多中國同胞。再不行的話,還有土地爺、山神、土大仙之類的。總之是市場競爭激烈,有幾百種精神產品,可以滿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基督教是什麼,外國和尚會念經啊?但是新中國的鏟山頭運動,把國內的宗教都鏟掉了,用毛澤東思想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進入八十年代以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被拋棄,人們驚訝的發現:出現迷茫需要撫慰的時候,竟然找不到一種值得相信的精神產品也就是說,中國的精神領域出現權力真空了。就在這個時候,基督和會道門捲土重來,和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一樣,紛紛跑馬圈地,搶佔藍海市場,直接造成了宗教在中國的野蠻生長。搶到最大市場的是基督教。我們現在說到基督教,一般說的是新教,這是天主教的2.0版本。2018年發布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里,詳細羅列了宗教信仰人數,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萬,天主教信徒600萬,伊斯蘭教信徒2000萬。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來共4400萬人,這還是統計在冊的,如果加上沒有統計到的野生教徒,有學者估計人數過億。這就奇了怪了。新中國成立以前,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總共400萬,按照人口翻三倍的比例來算,兩教信徒1200萬差不多了,怎麼可能相差十倍、人數過億呢?仔細想想,其實也正常。民國年間宗教市場競爭激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吸引力不大,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國內運動的時候,和尚道士和大仙們,被人民群眾拉出去遊街,狼狽不堪的樣子顯露無疑。人們群眾馬上就明白了,這些大師們平時裝神弄鬼,原來如此不堪?也就是說,宗教的神性被打掉了類似於你的小夥伴突然發達了,你卻很難發自內心的崇拜他,也不覺得他是個很牛逼的人。因為你見過他光屁股撒尿的沙雕樣子,知道他並沒有包裝的高大上。這是中國進入現代化非常關鍵的一步,那些舊社會的殘渣,再也不能出來裝神弄鬼了,就算勉強為之,效果也大幅下滑。但是距離產生美啊。重新從外國進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神性依然在身,再說了,歐美髮達國家都信耶穌,貧窮落後的中國人為什麼不信?而且天主教需要教堂做場所,基督教不需要,有一張嘴一本書就能去傳教了,和蒲公英似的,到哪裡都能落地生根。有些農民隨便學幾天,搞明白基本流程之後,就自封為傳道人,跑去開宗立派了。可以說在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混亂時期,基督教幾乎成了唯一的精神產品,這也是基督教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簡單粗暴,才是精神文化產品的第一生產力

基督教搶灘登陸的同時,國內的各路神仙也在拉人頭。比如土大仙。山西前些年有個「九歲紅」,號稱九歲夢見仙人指點,掐指一算,就能知道人的前世今生,並且可以請仙人幫忙,保佑人們健康平安。我小時候聽說這個人,很不以為然,後來才知道,這個土大仙的信徒遍布半個山西,逢年過節去拜訪她的能擠破門,一般人根本輪不上,隨便說兩句就打發了,而且費用死貴。比如邪教。在很多內陸地區,基督教沒有傳播過去,有些出門見識過基督教的人,就把偶然得到的《聖經》和中國野生宗教勾兌起來,改造成一種四不像的東西。這種非主流宗教,往往會神話創始人,把他說成法力無邊的牛逼人物,然後再以拯救世界或者耶穌佛祖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2005年,四川閬中剿滅一個邪教,查出來有教徒幾千人,堂口62處,而且教徒必須把年收入的10%上繳。山西晉城的某個邪教組織,甚至建立了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的單線聯繫體系,組織隱蔽嚴密,破獲之後,發現已經和境外反華勢力聯繫上了。類似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特別多,每個都是小號洪秀全。此外還有氣功。那時候練氣功是熱門運動,錢學森都給氣功背書,於是全國人民開始練氣功,公園裡的老太太甚至頭頂鋁鍋,說是能接收到磁場信號,有益身體健康。我小時候見過一個大爺,無兒女在煤礦管倉庫,每天半夜不睡覺練羅漢背山、觀音坐蓮之類的動作。結果早早就去世了,認識的人都說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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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文說的都是宏觀層面,但是不能解釋一個問題:人們到底為什麼信教?其實主要是治病之前有兩個學者到安徽無為縣調研,想弄明白為什麼基督教能在無為縣傳播。他們給基督教徒發了100份調研問卷,結果發現,求主治病的佔52%,家庭遭遇不幸的佔13%,尋求精神寄託的佔7%。在信徒成分方面,女性佔71%,51歲以上的佔60%,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佔86%,大專學歷以上的只有4%。可見基督教信徒基本是沒文化的患病老年婦女

窺一斑而見全豹,安徽無為縣是這個樣子,那麼河北也差不多,從新聞里的照片來看,去教堂做禮拜的以老年婦女為主。這個成分構成,倒是和民國時期差不多。其實宗教騙不了有文化、社會地位高的人,除了蔣委員長和梁武帝以外,你很難見到哪個達官顯貴,是信仰虔誠的宗教徒。因為他們明白,人生遇到任何困難,完全可以想辦法解決,不必求助於虛無的神鬼。歷史也證明,信仰虔誠的蔣委員長和梁武帝,最後都丟了江山。你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神鬼也么的辦法啊。但是對於沒文化的老年婦女來說,遇到任何困難,她都沒有解決的辦法。比如生病,沒錢就是沒錢,絕症就是絕症,有什麼辦法?比如家庭遭遇不幸,因為社會地位比較低,也就沒什麼人來安慰她,更沒有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憋的難受怎麼辦?如果有個傳道人告訴她,去教堂能認識很多姐妹,或者主能給你治病,恐怕她們很難不動心。於是她們便成為基督徒。此外,人是社會群體動物,每個人都有精神寄託的需要。年輕人想著談戀愛、做事業賺錢、讀書求學等等,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所有心思都撲在這上面了,哪有心思想其他事情。老年人就不一樣了,如果沒有一些終生堅持的愛好,退休以後沒事幹,真的很容易空虛,於是宗教活動給他們提供了業餘愛好。這部分人是永遠存在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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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河北疫情爆發,各種線索都指向宗教活動,可以說宗教在中國已經泛濫成災了,尤其是沒有國家認證的野生宗教,人數恐怕更嚇人。大家關心的是,如何應對泛濫的宗教。我有幾個想法,給大家參考一下。短期肯定是防止基層黨組織空心化被宗教搶走人口損害戰鬥力,甚至成為體制外的山頭。但是長期來說,還有一些更應該做的事:其一是全國人民都能接受的思想體系,填補儒家和毛澤東思想留下的真空,如果沒有這個思想體系的話,除了不能應對歐美的「民主自由」價值觀,也不能應對宗教的傳播,更不利於國內統一思想。畢竟宣傳輿論的陣地,我們不去佔領,別人就來佔領。權力討厭真空,思想也討厭真空。其二是繼續普及醫療資源,雖然現階段的中國醫療已經很好了,尤其是疫情期間的表現,放在全世界都相當驚艷。但是在邊遠貧困地區,很多人還是看不起病,其實他們不需要包治百病的醫院,只要能解決日常醫療問題就可以了。但凡有價格便宜的醫療資源,她們也不至於跑去求主治病。只要能把醫療資源普及到貧困地區,宗教信徒起碼少一半。其三是城市化。那個儒家的自然農村已經回不去了,流傳千年的道德傳統也煙消雲散,導致農村破敗,沒辦法對抗宗教勢力的侵擾。而這也是幾十年來宗教成長的沃土。既然以前的農村回不去了,那就得持續不斷的城市化,讓破敗的農村成為城市的根基,只有如此,城市的福利和社會活動,才能下沉到農村。有了福利和社會活動,那些精神空虛、家庭遭遇不幸的老年人,才能轉移注意力,而不是加入宗教尋求安慰。至於剩下的小部分信教人群,大可不必管他們,宗教在人類社會存在幾千年,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做為一種精神信仰,什麼時候都不缺信徒。我們要保護中國弱勢群體,打擊不受監管的野生宗教和邪教,而不是和一種精神信仰為敵我們畢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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