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戰與沉浮:BAT背後形成晉浙潮三大商幫,正瓜分中國商業版圖 | 大會·大趨勢之八

 

◎智谷趨勢(ID:zgtrend)| 路口大爺

商幫——一個古老的、地緣性的商業圖騰,伴隨著中國的開放、經濟的復興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視野。

 

在歷史深處,士農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掛著紅燈籠的晉南深宅大院里、在黃土飛揚的百里秦川、在燈火通明的外灘、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們也曾呼風喚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時一地的經濟民生。他們篳路藍縷、敢為天下先,書寫了屬於自己的傳奇。

 

2017年10月,大會前夕,一份《意見》牽動眾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規格文件明確「企業家精神」地位,隨後在大會報告中再次強調「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這是中國經濟呼籲「脫虛向實」的關鍵年,也是民營經濟利好消息頻出的一年。

 

把目光從頂層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對民營資本的關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發,僅2017年,粵商、浙商、貴商、西商、贛商、川商、晉商、徽商、蘇商等商幫已經或即將召開會議論壇,政府出面做東,不乏省委書記、省長出面站台,意在重振這些以鄉土親緣為紐帶、以創業精神為內涵的商業集團。

 

如果將時間跨度拉長至改革開放後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頗負歷史盛名的商幫早已走進現實,它們幾近勾勒出中國商業版圖的嬗變與中國經濟轉型的歷程,它們也正是當今互聯網三大巨頭BAT背後的三大幫派:晉商、浙商與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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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大商幫的江湖地位卻並非平起平坐。在BAT連接一切的當下,風雲動蕩用下面這張圖來講述一點也不為過。

從三足鼎立演變為雙雄爭霸的格局,百度這遠不及阿里、騰訊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嘗不是晉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開放初期,遠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誠早完成從學徒、工人、推銷員到塑料花大王的進化,成為了首位收購大型英資商行的華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寧波人包玉剛用50年的奮鬥換來「世界船王」的寶座時,溫州也誕生了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沿江海而上,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小商戶。

 

深居內陸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國家放開煤炭產業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營化以及鄉鎮小煤礦遍地開花的「黃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財富呈幾何級別暴增的煤老闆,身份與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國催生了「暴發戶」這一階級。

 

如今,2017年胡潤全球十億美金富豪榜上,海內外潮商上榜62人,財富總額15873億元;2017年胡潤中國百富榜上,國內浙商上榜達263人;那廂,煤老闆們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組後變得無所事事,消失之後,只能在北京一套套買房,新晉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彥宏、孫宏斌,更多的時候只能通過祖籍,重構新晉商,找回了霍英東與郭台銘。

 

為什麼潮商、浙商之中能誕生兩個四千億元級別的企業,有名震海內外的企業家,而山西本地的晉商幫卻尚不能夠?

 

每個幫派都流淌著先人的商業基因、經商信條和精神氣質,探究這個問題,多少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現代經濟發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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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商幫的做派,體現在與官員的距離感上,是更相信「看不見的手」還是相信「看得見的手」。

 

新晉商重政商關係,是最敢高調碰政治的中國商人,這或許與晉商從事資源型產業的相關性極大。

 

從明清時期的鹽商,到現代的煤老闆,晉商遠比其他地方的商幫更具資源優勢,但也是這些資源將晉商推向「官商結合」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貿易深受政府一舉一動的影響,給予「鹽引」專營權、給予「煤礦牌照」的權力也在政府手中,與政府搞好關係成為晉商必修課之一。所以從古至今,晉商都難以擺脫對權力的依賴,他們信奉著「誠信」的信條,也信奉著「特權」。

 

煤老闆的起落如此。賈躍亭概莫能外。憑藉「西山會」權力與資本的扶持,樂視的估值能在一年內超 500 億人民幣;當權力崩塌時,樂視也可以在幾天之內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時局變遷,押注在權力上的資本終是難逃過眼雲煙、黃粱一夢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東方猶太人」著稱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場的力量。浙江與潮汕地區向來地少人多,無法靠天吃飯,當地人只能選擇離鄉背井去謀生。敢冒險、擁有靈敏的商業嗅覺,才有可能殺出血路。

 

與浙商存在微妙區別的是,潮商會選擇低調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遠的潮汕地區,宗法有時比法律更權威,頭腦靈活的商人們更善於在法律的框架邊緣尋求空間。李嘉誠的商業帝國是政治與商業的時勢造就,囚徒首富黃光裕難逃政商糾纏,人民網三批王者榮耀之後,小馬哥不得不低頭走進人民網辦公大樓,潮商的觸角其實並沒有遠離政治。

 

相反,浙商則一度刻意表現出遠離政治。巨額財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請發達的民間社會參與決策,主動向他們問詢意見。要知道,溫州地區的民間自治相對發達,早早就懂得抱團,莫說大富豪,就說小個體商戶的勢力有多大,從淘寶的浙江賣家數量就可以看出。

 

從BAT的總部設立地點,我們也多少可以窺見一二。海歸派李彥宏將百度總部設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絕的馬雲帶著十八羅漢回老家創業,才有了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頭的IT程序員小馬哥接著毗鄰港澳的優勢,在改革前沿陣地深圳風生水起。

 

 

在市場經濟的大局之下,渴深處大陸腹地、渴望在官方層面得到認同的晉商與潮商、浙商這些市場化、國際化的實用主義者的競爭,註定淪陷。

 

03

 

「傳統」賦予了這三大商幫力量和方向,有的在不斷開放創新,有的卻陷入其中。

 

潮商、浙商大都是從小生意起步,在行業中慢慢做大做強,經商模式也有相似之處:小貿易—工廠—房地產—高科技—大企業。

 

潮商多以代工行業起家,逐漸掌握供應鏈,一代代積累起強大的商業網路。信奉著「商者無域」理念,多線條發展產業,不管是地產發展、碼頭經營、家電零售、服裝零售,還是流動通信服務,都有潮商的影子,潮商的領頭人李嘉誠、馬化騰,也都秉持著「開放」、「多元化」的投資理念。

 

另外,潮商的嗅覺敏銳力也非同一般。香港出現了「超人」李嘉誠、李澤楷父子,「股市狙擊聖手」「劉氏雙雄」劉鑾雄、劉鑾鴻兄弟,「金牌殼兒」詹培忠這些矚目的潮商弄劵兒,馬化騰的騰訊戰略投資對中國投資圈的貢獻程度遠勝於其他戰投。

 

與這種開放態度呈現鮮明對比的是潮商身上的「低調」氣質。「這個標籤貼在了「悶聲發大財」的潮商身上,不管是財富還是權力,都不為過。在早些年,媒體要找一張黃光裕、馬化騰的新照,都要費好大的勁。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僅僅在媒體報刊能找到的捐款超過100萬人民幣的潮商與企業就有一長串,但屢見報端的只有少數幾個。

 

浙商多從小製造業起步,在房地產、互聯網行業獲得突破發展,名頭響噹噹。他們是最早參與上海的開發,一度壟斷上海大半產業的傳奇群體,也或許是多少受這股曾經叱吒十里洋場的氣質影響,他們是中國商幫中最高調的群體。相對潮商,他們在商場上更敢於冒險。馬雲曾經說,浙商自帶網紅色彩。在騰訊,馬化騰讓大家喊他英文名Pony,在阿里巴巴,馬雲住在「桃花島」(辦公室名字),名為「風清揚」。

 

這種高調或許也可以在浙江的街頭品味出幾分。《2016互聯網汽車金融白皮書》透露浙江人最愛開豪車,目前開ABB(奧迪、賓士、寶馬)份額佔比最高的地區是浙江,佔比達33%。

 

中國豪車最多的城市,浙江有三個城市上榜。杭州是一個超跑密度很大的城市,2014年杭州的法拉利已經近200台,蘭博基尼更是近90台,被稱為超跑之都。

 

另一邊的新晉商則留著祖師爺創票號這種強大的資本玩轉能力,賈躍亭獲得「賈會計」的稱號,與他這種能力不無關係。遺憾的是,新晉商同樣深陷在如何將金融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困局中。

 

04

 

商幫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如何運轉起來,如何在漫長的歷史中得以世代延續,與商幫的組織形式有很大的關係。

 

晉商、浙商、潮商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會館、大廈分布,這些標誌性建築不止是一個商幫的象徵,也是商會的部分收入來源。只是隨著晉商的沒落,晉商會館的名氣遠不如後兩者,晉商商會的活躍度與影響力也不能與潮浙商幫相提並論。

 

浙江商幫裡頭的商會,組織性強,馬雲會長的浙商總會、「中國巴菲特」郭廣昌的上海浙江商會,每年都規規矩矩、高調地開著,集結浙江大佬們江湖論劍,探討經濟形勢。

 

潮汕地區因為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各地為政,無政府牽頭,內地商會則是零零散散,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組織則是創於1980年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由不同城市、不同商會輪流主辦。不同於浙商的談天論地,潮商的大會一般都是開來「聯絡感情」。在這個江湖義氣最重的商幫里,抱團意識使之成為在各地對抗其他商業群體的利器。

 

2016年,寶萬的世紀商戰尚處膠著之時,汕頭市委書記陳良賢為了讓萬科知道姚振華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帶了30多名潮汕商會會長參觀考察寶能集團,很哥們兒地說,「很多會長說如果寶能需要支持就儘管開口,他們全力支持。」

 

商人天生有找人脈的衝動,以地域、鄉土觀念結成的關係,無疑最為牢固。這也是今日商幫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現代商業社會給予商幫的最關鍵啟示,藏在「市場」里,藏在騰訊「連接一切」與阿里巴巴「資源整合」的信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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